唐代茶业经济史-茶礼仪网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那时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创始了历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缘由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以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熏陶情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知名茶。除满足本身供佛、坐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聚资金，所以他们为饮茶风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毁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平和，雨量充沛，土壤肥美的南方各地得到开发。在开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渐扩展，成为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改造为俭朴典雅的茶宴、茶会，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议，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淫声欢饮。茶自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喝彩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世。”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瑰宝。凡此种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 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 ”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暖和期出如今隋唐时代（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果。有利的气候要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品种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阐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依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如今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茶经》所列产茶州只要４３个，未能全方位反映事实。笔者依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宽广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依据税额、传记、野史等材料揣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茶叶品种：依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经简易制造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 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明白，由于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类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红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倡导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依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依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

三、唐代茶园一切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园一切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一切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运营的茶园，普通都具一定规模，且制造精良、质量优良，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名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乡村个体运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运营的茶园。士大夫运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运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次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次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求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一切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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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唐代茶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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