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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茶大年初一
农历正月初一，就是大年初一，古称“三元日”。这个日子既是年月日三个时间标志的开端，也是年节最隆重、最具标志和意义的日子，各种礼仪和活动内容也最丰富、最具特色。
大年初一既是三元之日，人们以早为贵，于是有早起占先的习俗。要早放鞭炮、早开福门、早迎财喜神、早出门拜年等等，俗谚谓之“大年初一起五更，大年初二日头红”，意思就是大年初一必须早起，初二则可以睡到太阳出来。旧时《五更歌谣》说:“起五更，拍炕头，银子钱，往家流。起五更，拍炕帮，银子钱，往家装。起五更，摸炕沿，有的是，银子钱。起五更，摸水瓮，喝凉水，不生病。起五更，摸摸锅，吃饱饭，子孙多。”按照农历时刻算，子时一过，就是新年了。大约到五更天全家便悄悄起床，穿新衣，梳洗打扮，煮饺子，拉开了千家万户普天同庆过新年的帷幕。
自秦汉以来，传统的看法是正月初一日为鸡日，初二日为狗日，初三日为猪日，初四日为羊日，初五日为牛日，初六日为马日，初七日为人日。传说这是因为女蜗创造万物生灵的时候，先造的六畜，后造的人，因此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
鸡并非龙虎、牛马等高大凶猛的动物，为何奉为岁首日所立之物呢?因为鸡在古代一直被视为是祥瑞之物，认为“日中有金鸡”，因此一直备受尊崇，并且把二十八宿之中的“昴”宿以鸡命名，称为“昴日鸡”。《韩诗外传》称鸡有五德，“头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见失望舍命向前，勇也;见食相呼同伴，义也;守夜不失时，信也”。对这样文武兼备的“德禽”，古人不仅赋予它“小凤凰”的美誉，还赋予它辟邪除魔的职责，并把一年中的第一日(正月初一)作为“德禽”的生日。
《风俗通》记载初一日要“以雄鸡着门上，以和阴阳”。这种事象和理念源于上古对鸡的崇拜。中国的十二生肖，本是原始部落的十二个图腾，鸡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古人在新年第一天是不能打鸡、骂鸡和杀鸡的，而且还要比平时更加精心喂养。
在长达5000年的中华历史中，除了魏晋时认为春日百草萌动，而鸡食五谷，所以有新年“磔鸡”的习俗以外，鸡一直受到中华各民族的尊敬和爱戴，盼其繁衍兴旺。鸡司晨，预示着新的开始;鸡多产，昭示多子多孙;再加上“鸡”和“吉”谐音，“鸡日”就是“吉日”，所以许多地方有初一日张贴公鸡年画干门首的风俗。这种事象既是远古鸡崇拜的遗存，也是人们期盼像鸡一样勤勉以及家族的兴旺。
祭全神
五更天起床后，第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祭全神。所谓全神，是指家中所奉祀的各种神抵。这是年节中最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也是新的一年第一个最重要的祭祀仪式，因此极受重视，几乎要把年节中准备的所有最好的佳肴和祭祀用品都拿出来奉献给以天地为主的神抵和祖宗。静悄悄穿戴上新衣、新鞋、新帽的家庭成员，在一盏盏灯火闪烁中虽然个个喜上眉梢，却不能大声说笑和打闹，只能按照除夕之夜家长再三嘱咐的话，轻手轻脚完成分给自己的活儿或安静地坐在一旁观看。洗手净面后的家庭主妇，或自己或指挥家人给各个神抵上香、添灯油，端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供品(瓜果、糕点、酒菜、面食等)摆放在神案上。其中摆放最丰盛的是天地十方神，这个神位一般在院内坐北朝南的正中位置，神位前有条案，俗称“天地案”，其次是财神、关帝、观音、仓神、灶君和土地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供奉祖先的祭品几乎与“天地十方神”同样丰盛。这种现象反映，由众多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在历史图腾观念和后世儒、道、释的影响下，虽然形成了众神纷纭的信仰观念，但在广大民众心中历来是把祖先崇拜与天地神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是同等相视的。
摆好供品，家庭主妇便开始边焚烧各种金箔、银箔和祭纸边磕头小声念念有词的作揖祷告。据田野调查，其内容大多为求各个神灵保佑全家在新一年里五谷丰登、人畜两旺、无病无灾、平安健康、多财多福、儿女有成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大声喧哗，即使有事通知，相互也轻声细语，走路也要轻手轻脚。当祷告即将结束时，男主人便点燃早已挂好的鞭炮;女主人则带着端着供品的子女去到其他各神位和祖灵前举供、焚纸祷告，最后将手中的供品献于祖灵案前。
这盘走遍各位神抵的供品，家中当天是不能食用的，要等过了初一，由家长分给来拜年的女儿、女婿和家中子女。
在科学不发达的农耕社会，人们在五更天举行隆重的祭全神活动，祈祷各位神抵相助，在新一年战胜各种困难、繁荣发展，是一种美好愿望的寄托。这其中虽有迷信色彩，但主旨却是谋求上进的力量和智慧。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评判这种文化现象时，应该一分为二，不能笼统的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仅迎来新一年的第一个黎明，也引发大人小孩的欢声笑语和乡邻亲友间的拜年活动。
拜年
古时拜年又叫“走春”、“贺岁”，是五更起床举行祭全神活动后，大年初一的又一项重要礼仪和民俗活动。所谓拜年，是辞旧迎新的人们，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仪式。
古时“拜年”一词的含义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互道贺。
现在，有些机关、团休、企业、学校，大蒙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我国春节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拜年活动一般从家里开始，首先是祭拜祖灵。祭完全神后，当家庭主妇将供品放在祖灵案上，家长便要带领全家男女老少给祖宗磕头跪拜，边拜边说:“爷爷奶奶，儿孙们给您磕头拜年啦。好吃好喝，保佑一家人平安康乐”等等。
然后就是小辈人给长辈人拜年。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和瓜果食品分给晚辈们。与此同时，家庭主妇开始煮饺子。煮饺子很有讲究，不能破，数量必须全家人吃足后有几碗剩余。破为不吉利，剩是留给在外晚归和节后来拜年的出嫁女儿吃的，表示父母惦念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也是家庭一员。饺子捞出后，第一碗要敬给各位神抵和祖先，之后就将饺子放在祖案上，等待晚归之人和出嫁的女儿来拜年时吃。
吃过饺子，家中长辈男子便带领着儿孙出门拜年。有的是宗族近亲相邀成群结伙一起外出给亲戚邻友拜年。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互相拱手作揖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话语。留在家中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贝1]备好香烟、茶水、花生、瓜子、红枣、核桃、柿饼、糖果等，等待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来登门拜年。听到院内撒的芝麻杆有被人踏响的脚步声，赶快挑起门帘笑迎，迎者说“你们起的早啊”、“今年五更天气真好”等，进门拜年的则笑呵呵的答应。然后先给祖宗磕头，再叫着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伯)说“给您磕头啦”，给长辈主人拜年。主人则慌忙上前挽起说“来了就行了”，问候来者家中老人儿女安康，递烟敬酒送瓜果等，一直送出屋门，但绝不送出大门，古人认为这时送人出大门是把福气送给人家带走了。拜年的人群使整个村落的街道人声鼎沸，互相道好问候之声此起彼伏，同辈情深者有的互邀拜年后相聚娱乐的地点，喜爱热闹者还常常开玩笑打闹，使整个村镇都处在欢乐愉快之中，热闹非凡。
值得提及的是，这种群众性拜年活动，看似乱鱼闹潮，实则是极有秩序和规章的。
这中间既有血脉亲传的远近，又有友情的深与浅，更有现实生活中两家恩怨等内在原因，常有同宗同亲者也不同对待的现象。‘聪明豁达者，也常借拜年活动消除两家或个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隔阂和积怨;而心胸狭窄者也常因此而加深家庭和个人之间的矛盾。
对于拜年习俗，历代典籍记载甚多。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沐京时云:“是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渴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大户大镇或亲友多者，初一这一天是完不成拜年任务的，所以许多地方还有初二、初三还在拜年的现象。
在历史发展中，拜年的习俗也在不断生发新的花样。由于大户人街坊邻里亲朋太多，难以一一登门遍访，自宋代开时就出现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现象，称为“飞帖”。那时官宦大户人家家门前过年时常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
“不求见面惟通渴，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成为时尚。明清时代大户人家为接待拜年者，还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簿的首页多虚拟词“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日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这种现象发展到现在，就出现了春节寄送贺年片、贺年卡、打电话、发短信、发贺电、发电子邮件、送鲜花等事象，虽说形式不同，确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习俗的遗风沿革而生。
大约从清朝中叶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这种拜年形式经过200多年的历史洗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机关、团体、厂矿过年时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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