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与中国文物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与结晶。在日本，有关茶道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但不能否认，其中就茶道而论茶道的偏主观性的研究居多。如对日本茶道中的美意识——“わび”（可译为闲静）的研究，大都在日本茶道的道具中去取证，最多也不过追溯至中世的文学。① 本文力图放开视野，用客观的眼光从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即从中国文物的东渡及其对日本茶道的影响中来取证，以探讨“わび”美意识形成的物质基础。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在这两千年中，中国文物的东渡始终不断。随着日本社会文化的繁荣发达，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认识愈加深入，其喜爱程度也愈加执着。7世纪至9世纪的遣唐使所带回去的中国文物，对日本奈良时代文明程度的推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已被学术界给予了很确切的评价。为节省篇幅，本文将着重论述遣唐使以后的情况。

公元894年，日本的平安时代正处于鼎盛时期。由于中国唐末政局的动乱，以及日本国内的外戚势力——藤原一族逐步走向专权，朝廷国库空虚，无法承担派遣遣唐史所需巨大经济开支，促使右大臣菅原道真上书提议中止派遣遣唐使。中日间长达300年的国家间交往告一段落。但五代过后，北宋的商船便频繁地开往日本，五彩缤纷的中国商品点辍着藤原贵族们奢侈优雅的内宫生活，各式中国文物被镶嵌在国风文化的多彩的画卷里。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自978年起至北宋末的1116年止的138年中，中国商船的往来记载共有70次。而且来往的情况是较正常、较有秩序的。其间的最长间隔只有6年。② 这些大都来自中国江浙地区的商船一般停靠在博多。身居京都的皇室、贵卿们派心腹去博多大量采办，若有剩余，才允许一般贵族及地方官员们购买。因为中国商品及文物主要供给京都贵族享用，所以，有的中国商人索性将货船开往敦贺抛锚。敦贺位于紧靠琵琶湖的日本海一面，离琵琶湖仅几十公里。中国货物从敦贺运至琵琶湖便可利用水路直抵京都。当时，东渡日本的中国货物的种类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书籍、绫、香药、茶碗、文具。宋神宗曾向当时来华的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询问日本人需要何种中国货物，成寻的回答是香药、茶碗、锦、苏方。北宋的商人还常常直接向当时的最高当权者献礼。1028年，福州的客商周文裔就向当时的右大臣藤原实资送过翠纹花锦、小纹丝锦、大纹白绫、麝香、丁香、沈香、薰香、各种信纸等等。有时，中国商船还带去孔雀、鹅、鹦鹉等珍奇动物。这些中国货物受到京都贵族们的绝对青睐是不言自喻的。1028年，当时的摄关政权的最高实权派藤原赖通就曾在清凉殿内宫观看中国文物，他还曾写信给在华留学的日本僧人寂昭，托寂昭买一些他喜爱的佛教书籍。可见，当时许多中国货物成为了贵族们的生活必需品，贵族们对此的依赖性很大。仅香药一项，日本的需要量就很大，要求的种类也颇多。这是因为，这些香药被各家贵族取用后，内宫的女眷们用此调合成各家独特的香团放在薰香炉里点燃用来薰层层叠叠的“十二单”礼服和长长的垂发。其香气的是否高雅、是否独特，成为评价家族品位高低的一项内容。另外，其“十二单”的里里外外的绫罗绸缎的绝大部分，是采用了从中国进口的面料。能拥有和使用更多的中国物品，表示着富有与高贵。由此，贵族们对中国物品的争夺是相当激烈的。藤原家族为保持自己一族对中国货品的垄断地位，并以此来维持自家的绝对统治地位，严厉禁止日本商人私自与中国通商并对中国商人在日本的一切活动施以严格的监视。即便如此，藤原家族也没能主动派出政府级的商船赴中国与北宋进行国家间的正式贸易。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藤原氏对北宋所沿袭的对日本的非对等关系的东夷抚慰政策不满意。

从这一点上来看，进入南宋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保元之乱（1156）和平治之乱（1159）中一扫异己势力的武将平清盛独揽了朝政。为解决朝政的财政困难，平清盛大胆地冲破了“宁无唐物，不可称臣”的保守势力的阻挠，大力推行与南宋的贸易。为此，他在摄津的福原（现兵库县神户市）特别修筑了通商港口和别墅，特别监理中日贸易并把南宋商人叫到自家的别墅里来作客，为此，还特意请来后白河法皇同席。当1172年南宋的明州（今宁波）刺史捎来写有“赐日本国王”的礼品单及礼品时，平清盛亦不顾及“赐”字中包含着的臣属关系云云之事，断然给明州刺史回信表示了加强与南宋的贸易往来的意愿。由此，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商船频繁来华，成为这一时期中日贸易往来的主力军。中日间的交通与物品的交换成了极其日常性的行为，先后有120余位日本僧人搭乘商船赴中国留学、考察、参拜佛教圣地，也有几十位中国僧人赴日本指导、主持寺院工作，双方的信件往来亦较为频繁。

平清盛利用与南宋通商所获得的利润，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中国货物也支持着平氏一族的豪华生活。《平家物语》曾这样描绘平氏的繁荣:平氏的家里充满绮罗，堂上如花，车马云集门前，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应有尽有。③ 其中所提到的来自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的舶来品，无不与中日贸易活动的开展有关。这一时期中国货物的主要类别仍然是香药、书籍、面料、文具、茶碗等几大项。据记载，宋商刘文仲曾把东坡指掌图二帖、五代记十帖、唐书十帖献给左大臣藤原赖长，平清盛曾于1174年将新版的《太平御览》献给高仓天皇，源范赖曾把中国墨10块、中国席子50张献给后白河法皇。从这些记载来看，可以说来自中国的物品始终在日本上层社会里享有极高的盛誉，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中国物品的使用、需求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深入。特别是至今仍有案可查的120余名日本和尚来到中国，携回了许多的佛具、文物。这些中国物品大都是他们在中国用惯了的心爱的东西。所以，当他们把这些物品拿回日本时，就连同与这些物品有关的中国文化亦带了回去。他们把临行前师傅的赠言和师傅的肖像挂在禅室里，日日参拜，励行修禅。这为日后的中国文物在日本成为鉴赏的对象提供了开端。更值得一提的是荣西和尚于1191年从中国天台山带回了茶种，使在日本一度衰落了的饮茶重新振兴，这便成为日后日本茶道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其间，中国禅僧兰溪道隆于1247年、兀庵普宁于1260年、大休正念于1270年相继东渡，对中国文物在日本的普及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元代，忽必烈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出兵日本，均遭到了失败。中日即使在交战的情况下，也没停止民间贸易的往来，双方政府对对方的贸易船均采取了宽松的政策。据木宫泰彦的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间，共有43次民间商船往来的记录。特别是在元末的最后70年间，即1300年至1364年之间，商船的往来十分频繁，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段时期。并且，几乎是一色的日本商船。日本商人如此积极地来往于中日之间，是因为中日贸易可以带来莫大的利润。其间还有执政者亲自派遣的商船。例如，1325年实权派北条氏为筹集镰仓建长寺的营造费派船一只，1332年为筹集京都住吉神社的营造费派船一只，1352年足利政权为筹集京都天龙寺营造费派船一只，1367年又有人为筹集疗养院营造费派船一只。这些船来中国经商载回的中国货物中，其文物的比重较之前一时代增加了许多。这与以下情况的出现不无关系:宋元时期来中国学习、巡礼的日本僧人人数猛增，据保守统计在400—500人以上。这些僧侣不像是遣唐留学僧那样住在公家安排的寺院里专心学经修行，而大都是一些私费来华僧，并且许多僧人的来华目的在于寻古观光。所以，他们活动的范围大，接触的人层广，了解的生活深入。加之，在宋元之间，中国赴日本讲经传法的僧侣人数亦增多了。他们把中国禅寺的建筑形式、清规戒律、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原装地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起了中国式的寺院。例如，兰溪道隆不仅亲手建立了建长寺，而且还把自己的弟子从中国招去使之做了第二任、第三任的住持。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宗教界人士对中国的文物十分熟悉和喜爱，中国文物甚至成了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从这一时期起，日本人把从中国传去的文物统称为“唐物”。由于日本国内对唐物需求量猛增，日本一方对中国贸易要求就越大了。据说1325年由日本官方派去的建长寺船的直接目的是要去中国办一些禅院用的日杂品。另有，1352年的天龙寺船载回了相当一批青瓷。这些青瓷是当时的龙安窑（浙江）烧制的，特点是器形大、施釉厚、刻有暗花，别具一格。于是这批瓷器被单独定义为天龙寺青瓷，被视为最高档次的唐物。就这样，获取、收藏、展示、买卖这些唐物成为日本上层武士、商人的一大文化社交活动，由此引发了日本茶道的诞生。

大约1300—1364年的这段时期里，在元朝与日本频繁进行贸易往来、人员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日本的上层社会里流传着这样一种集会方式。它把唐物展示会、酒会、茶会合为一体，称为“茶寄合”。从《太平记》④ 中举一个例子。佐佐木导誉（1296—1373）是南北朝时期新兴的守护大名。在他召集的“茶寄合”上，到处摆放着中国、日本的各色珍宝。每只椅子上都铺着豹皮或虎皮，在会场的前方放着许多中国绸缎，左右挂着中国画家思恭、牧溪的水墨画，桌子上摆着唐铜花瓶、锡金的香匙。另有许多中国画挂于堂内。在享受完山珍海味的大宴之后，再饮三轮酒。之后，进入斗茶。所谓斗茶是将十碗茶先后提供给客人品尝，让客人猜出哪些是京都木母尾山出产的最上等的好茶。斗茶会之后便是发奖大会。所准备的上百种奖品都是一些唐物。有挂轴、香炉、香木、茶碗、花瓶之类。同是这位佐佐木导誉，有一次把京都的显贵召集到郊外的一处风景胜地，此处有一座小桥，佐佐木把小桥两侧的栏杆用绢绫包裹起来，把栏杆上部的望柱头贴上金箔，在桥面的木板上铺满吴郡的绫子、蜀江的锦缎，在樱花树下，两只巨大的香炉燃着从中国进口的香木，香气四处飘逸，宛如仙境一般。在樱花树下，人们享尽山珍海味之后，进行斗茶比赛，奖品堆积如山。在这种“茶寄合”上，似乎喝茶是次要的，展示唐物才是主要的。这种“茶寄合”也可称做中国文物的交流展示会。由于这种用来显示新兴武士财富的活动愈演愈烈，以至在1336年建武新政的施政宣言上提出要制止这种侈糜的社会风气。但是，在这种中国文物的交流展示会已逐步形成了其后形成的日本茶道的大体框架。如“茶寄合”的进行方式为:前半为宴会，后半为吃茶，中间稍事休息。这种安排与其后的日本茶道的形式是相同的。

虽然至15世纪时，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已有了相当的进步，但不能不承认，由于中日两国的风土、气候、历史文化的差异，中国文物直接进入日本的文化生活是有困难的。例如，四壁可拆卸的日式房屋不利于挂轴的陈设；因日式房间里没有固定的桌、椅、多宝阁等，使中国文物无法日常性展示；再有，由于中国文物来源自中国南北的广大地域，其功能、材料、式样、色彩各有千秋，如何摆放也是个难题。加之，关于中国文物的分类、欣赏方法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上述问题，均可以在下一个时代中找出答案。

至明代，中日政府间的来往实际上已断绝了500年之久。平清盛虽代表日本政府一度曾与中国通商，但其对方仅限于宁波府，并没有直接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接触。至明代初期，明太祖建新朝，沿海被倭寇骚扰得很厉害，时时报急。明太祖为求边海平安曾几次派人去日本要求整肃倭寇。但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把守着九州的属南朝势力的怀良亲王多次将中国使臣拘留、杀害，使得中日关系迟迟不能恢复正常。1392年日本南北朝统一，足利义满掌管了朝政。苦于财政枯竭的足利义满急于与中国通商，苦于倭寇的明朝政府亦急于要求日本抑制倭寇，于是促成了“勘合贸易”的成立。勘合贸易分成前后两期。1404—1419年为第一期，共15年。这期间，日本派船6次，大都是由政府掌握的贸易船，有浓厚的朝贡色彩。中国亦回使7次，带去了丰厚的赐品，有安抚酬劳的意思。第二期勘合贸易为1431—1547年，共116年。这期间日本派船11次，其中私船组队占多数。这是因为，细川、大内等地方大名的势力急速膨胀，为争夺与中国的贸易权，两者甚至于1523年在宁波大打出手。由于第二时期的勘合贸易中的朝贡色彩很淡，所以，中方只派过一次使节赴日。

勘合贸易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经济利益。那一时期日本已流通货币，而所有的流通货币—铜钱都是由中国提供的。有几次足利政权感到国库空虚时还反复要求明朝下赐铜钱。丰富的赏赐品支持着足利将军一族的奢侈生活，其中的中国书籍、绘画、工艺品也为日本文化的发展、茶道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举一个例子，1453年，中国明朝廷的赏赐品有白金300两、饰花绒锦4匹、纟 宁丝30匹、罗28匹、纱28匹、彩绢30匹、金轿1台、交椅1对、银茶瓶2个、银茶匙2个、古铜香炉2个、金碗20个、香台100个、灯笼4对、兔毫笔300支、虎皮50张、熊皮30张、豹皮30张、鹦鹉20只。1435年6月5日《满济准后日记》里说:“其赏赐品装在60只箱子里，堆积如山。”⑤ 这些赏赐受到了日本上层社会的极大青睐。虽说朝贡方式的贸易令日本人感到不舒服，但莫大的经济利益驱使日本人把维护国体的问题抛在了脑后。随着勘合贸易的展开，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追求、倾倒到了狂热的地步。1436年，日本使者在北京反复要求增加赏赐品的数量，还表示不给就不回日本。结果是明朝廷又增赐了2个大香炉（一个就重620斤）、2个小香炉、1个方香炉、1对铜花瓶、1对黄铜的龟鹤摆设才算解决问题。

如此大量的中国文物涌进日本，加之大多数中国文物属耐用品，几百年积攒下来之后，其数量就很可观。中国文物在日本的受容，使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日本房屋的四壁都是由可拆卸的纸隔扇构成的，而到了这一时期，其中的一面墙或两面墙被固定了下来，并安装上了固定的小架子。根据功能和式样被称作文具台、壁龛、多宝阁、茶具架、展示台等等。日本人称这种新式建筑为“会所”。会所式建筑最先是在足利将军的府上形成的。不用说，独自占用了赏赐品的将军自然会最先产生改造日本建筑形式的要求。会所式的建筑的形成，解决了中国文物的摆置空间问题。⑥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堆积如山的中国文物摆置得好看一些，进而如何鉴赏好、保管好。应此要求，足利政府设了一种特殊的官职叫“中国文物专任”。能阿弥（1397—1471）和他的儿孙三代都是出色的中国文物专任。1476年，能阿弥著《君台观左右账记》即是一本供将军随时翻阅的将军府上所藏的中国文物索引。其中还对中国文物的摆置方法做了许多规定。如开章的第一段就说:“在文物展示壁龛里，如果挂上三幅或五幅画轴的话，其前面一定要把一个可折叠的小桌几放在前面，如果挂轴太长的话就将桌几的腿折起来。桌几的上面要摆上花瓶、烛台、香炉和调香用的小筷子、装香木用的小盒子。如果桌几的两侧想再摆花瓶的话，要摆成对的，花瓶下的瓶托也要一样才好。”经能阿弥等中国文物专任们的反复实践，堆积如山的中国文物被一一分类、有序地展示起来。但对每一件文物的应用性开发，对其形质的美术鉴赏还需进一步深化。

不论古今中外，聚会的最普遍的形式是共同饮食。日本14世纪以来的唐物展示会都伴随有酒宴和茶会。当然，唐物展示会、酒会、茶会这三项活动内容的比例，根据聚会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有侧重的。在暴发户的聚会上，唐物展示和酒宴的比重就突出一些；而在将军贵族的聚会上，唐物展示和茶会的比重就大一些；在隐士墨客的聚会上，茶会的比重就大一些。随着日本各界对唐物认识的深入，简单地、粗俗地以量取胜的中国文物展示活动逐渐变成对唐物精品的共同探讨鉴赏活动。于是，唐物展示会、酒宴、茶会被有机地编排在了一起，形成了日本茶道。在日本茶道里，唐物不再是冰冷冷的被放在多宝阁上的东西。日本茶道创造机会，让每一位到场的客人都有机会抚摸把玩中国文物，让客人尽享唐物之乐。唐物也不再是奖赏物，唐物变身为艺术珍品。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形成于15世纪的日本茶道的行进过程与内容。

在举行茶事的茶室里，铺有四张半“榻榻米”约有7平方米的面积。茶室里设有壁龛，挂有字画一幅。客人进入茶室须在字画前跪坐，先欣赏画中心部分，然后看字画的眉锦、上隔水、下隔水、天头、地头、轴头等裱装部分。之后，客人移至茶具架前，欣赏茶炉、茶釜、水罐之后才能入座。按规定，入座后就要向主人请教字画的来龙去脉、艺术内涵等情况，以此来确认自己欣赏结果是否正确。接下来是添炭，当主人从香盒里取出香片放入炭炉再将香盒盖起来的一瞬间，客人必须按规定说:“请让我欣赏一下您的香盒。”接下来是一汤三菜并配有少量清酒的招待，客人有义务对每一件碗、盘、杯一一仔细观察并向主人询问。接下来是吃甜点，尔后，前半席便结束。客人到茶庭小息，约20分钟之后重新入席。这时，壁龛里换上了挂花，主人进行点浓茶的表演。客人按规定对所用的茶碗进行提问，如碗的出厂窑，制作者是谁，有何缘由，有何雅号等等。当主人示意浓茶表演到此结束时，客人必须说:“请让我欣赏一下您的装浓茶的小罐、包罐子用的布袋和舀茶用的茶勺。”接下来是点薄茶的表演，客人也要向主人提出要求欣赏装薄茶用的茶盒等等，并把这些小道具拿在手里爱抚一番。之后退席告别。整个茶事共4个小时，在这4个小时里，主客共同欣赏了字画、香盒、花瓶、茶罐、茶盒、茶碗、茶勺、清水罐等道具。这些茶具轮流出场，均受到主客的爱抚和注目，其中的一些精品自然会使客人大饱眼福。而下一次茶事上，又可以欣赏到另一组茶具。中国文物由此得到了合理有序的展示。日本茶人们把每一次茶事上用过的道具一一记录下来，称作“茶会记”。而这种茶会记是日本茶道史料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日本人对中国文物认识、追求、鉴赏、收藏、展示交流的过程，就是日本茶道形成的过程。

处于这个过程的终极点的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2）。在千利休生活的时代里，正是“嘉靖（1522—1567）之倭患”的高潮期。中国文物的价位在日本直线上升。在中国文物严重供不应求的时代背景之下，便逐渐产生了用日本自产的“和物”代替“唐物”的做法。这便促成了草庵茶的诞生。自千利休起，日本茶道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活动，茶道具中的和物比例也逐步加大。千利休提出:“只要有一件中国文物就能称作茶人”，可见在千利休以前，没有很多唐物的人是搞不了茶道、当不上茶人的。但千利休对茶人标准的放松，也恰恰说明了日本茶道的形成历史。在千利休的倡导之下，人们开始从不均称的、不光滑的、枯淡简素的和物中去寻找美，并把此种审美规定为“わび”，还赋予了深奥的禅意。但不得不承认，“わび”的出发点是对唐物的无可奈何的否定。这个“无可奈何”包括价位的问题，也包括其精湛的工艺之不可及的问题。我们在尊重部分学界同仁从日本人的自然观、宗教观、世界观方面对日本茶道的美意识的诠释的同时，应冷静地、科学地考察其历史的形成问题，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罐子用的布袋和舀茶用的茶勺。”接下来是点薄茶的表演，客人也要向主人提出要求欣赏装薄茶用的茶盒等等，并把这些小道具拿在手里爱抚一番。之后退席告别。整个茶事共4个小时，在这4个小时里，主客共同欣赏了字画、香盒、花瓶、茶罐、茶盒、茶碗、茶勺、清水罐等道具。这些茶具轮流出场，均受到主客的爱抚和注目，其中的一些精品自然会使客人大饱眼福。而下一次茶事上，又可以欣赏到另一组茶具。中国文物由此得到了合理有序的展示。日本茶人们把每一次茶事上用过的道具一一记录下来，称作“茶会记”。而这种茶会记是日本茶道史料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日本人对中国文物认识、追求、鉴赏、收藏、展示交流的过程，就是日本茶道形成的过程。

处于这个过程的终极点的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2）。在千利休生活的时代里，正是“嘉靖（1522—1567）之倭患”的高潮期。中国文物的价位在日本直线上升。在中国文物严重供不应求的时代背景之下，便逐渐产生了用日本自产的“和物”代替“唐物”的做法。这便促成了草庵茶的诞生。自千利休起，日本茶道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活动，茶道具中的和物比例也逐步加大。千利休提出:“只要有一件中国文物就能称作茶人”，可见在千利休以前，没有很多唐物的人是搞不了茶道、当不上茶人的。但千利休对茶人标准的放松，也恰恰说明了日本茶道的形成历史。在千利休的倡导之下，人们开始从不均称的、不光滑的、枯淡简素的和物中去寻找美，并把此种审美规定为“わび”，还赋予了深奥的禅意。但不得不承认，“わび”的出发点是对唐物的无可奈何的否定。这个“无可奈何”包括价位的问题，也包括其精湛的工艺之不可及的问题。我们在尊重部分学界同仁从日本人的自然观、宗教观、世界观方面对日本茶道的美意识的诠释的同时，应冷静地、科学地考察其历史的形成问题，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责任编辑:林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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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类的研究有:水尾比吕志『わび』、淡交社、1971年。

②倉沢行洋『芸道の哲学』、東方出版、1983年。

③ 『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71—72頁。

④ 『史料日本茶道史』、主婦の友社、1995年、115頁。

⑤ 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87年、254—262頁。

⑥ 熊倉功夫『生活と芸術』、日本放送出版会、1985年、49—59頁。

⑦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