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
红茶
乌龙茶
白茶
黑茶
黄茶
普洱茶
花茶
其他茶八七年底，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八八年，台湾茶艺界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当时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市场受香港影响很大。
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大量老茶不断涌现。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更多也不知其所以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
历史的普洱，是源远流长，在昔日有其风光的一页，由文献古籍，可见一斑;本文受限于时间及文长，就以现今普洱发展始末，做切入点，以一位过来人初浅的经历，论述走在茶马古道上一步一脚印的心路旅程。
全世界普洱茶发烧、发热，约是六、七年前开始，但对一群茶疯子而言，早在公元一九八0年已开始展开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间断的追逐骨董普洱茶风。近廿多年光阴如梭，但也扎扎实实地见证普洱茶由黑翻红的传奇。
时间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台湾茶艺界就已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亦是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时刻。当时的台湾、香港及东南亚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现传统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门等主要在茶楼饮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数几家有较专业的各式普洱，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一般市场上受香港影响很大，入仓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称谓不胫而走。
追寻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约过了二、三年的蛰伏，接着是黎明前暗涛汹涌期。
先是远年的下关沱茶，接着红印、绿印甲、乙级(香港人称蓝印)、香菇头(鼎兴末代紧茶)、福元昌、同兴、同庆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让这群疯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风正在吹拂着。
此时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饼，不断地涌现，台湾茶人大部分只接触到红印、绿印、黄印及沱茶，最早应是宋聘、双狮等，其余则是一知半解。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
但由与会各专家学者及业界提出的论文、会中讨论的内容，加上会场四周及茶叶街逛览，发现所呈现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数商店可买到渥堆的普洱茶砖，请了李松青、张顺高、王郁凤等喝咖啡，但我们谈的是陈年普洱茶，愈陈愈香的东西，他们却完全停留在绿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鸡同鸭讲”感慨，不过，邓时海带来的一颗末代紧茶，给曾经在云南做过茶，移居美国的楼杨丹桂女士相当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论文，而王郁凤的论文，亦提及清宫普洱等论证让台湾来的寻根茶人感受到异中有同的观念。
包括王郁凤的《普洱茶与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学年轻讲师温一波提出他走访的茶马古道记实，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历史中，均发挥相当大的魅力，但当时并不被大会所重视，有些论文如茶马古道即使后来出论文集仍未收录，但这也是促成我却追寻茶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讨会空档，立即驱车赶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鸟道]，走在崎岖的石板上，正值夕阳西下，一轮夕阳高挂，遥想当时普洱茶还未兴盛状况，真的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感触。
第一年的这一趟，也到了历史名城普洱府及普洱茶厂走一遭，当时普洱茶厂厂长认为他们最好的茶是“普洱绿海白毫”，不卖，可是也大方送每人一百公克做纪念。
当时为了争普洱茶的原乡，继思茅之后，西双版纳也在首府景洪配合每年的泼水节盛会接续举办[茶王节]活动，并展示了一些古老普洱茶照片，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都成为台湾茶人曰后寻根的主要线索之一，从点、线进而面，逐渐的串连起来，这亦是后记。
首度参与普洱茶盛会，台湾共有十五人与会，声势相当浩大，事后证明亦是推广普洱茶最有力的生力军。当时在街上买到了《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这本书，经过影印后传阅，成为来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四年进军古六大茶山之一易武重要的线索。
这本选辑可贵之处，在于集结了许多散佚的古六大茶山资料，包括易武的断案碑、老茶庄照片、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忆(是由已故倚邦最后一位土司曹仲益记录的)，另外，还有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蒋铨的古六大茶山访问记，上面名列了我们手上有的老茶饼，包括同兴、同庆、同昌等，上面的资料注明是在易武街。
来年再度上路，由当时的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领军，先出席在昆明举办的国际茶文化节活动，与勐海茶厂老茶厂等亦是漏夜长谈，一阵的追问，另一重点锁定在易武，当时当地导游根本没听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可游之处，还不解的骂我们神经病，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易武实在地处偏僻，无旅馆等，第一夜选择了最近的孟仑，睡一间小旅舍，我、何健、吴芳洲摸黑进入颇具规模的植物园，发现一间宿舍亮灯，竟然不分青红皂白闯进去，没想到是找到宝了。
当时的主人是一位研究员，工作之余靠搜集蝴蝶标本增加收入，在聊天中，他告诉了我们其家人是易武人，早期制饼完全是手工，有木模和石模，日后何健找到老的“揉茶石”，和这次的夜访偶遇有很大关联。t
就在那一天，踏入易武老街的那一刹那，我被震撼住了。
或许，这一天应该是改变历史的一天，一行共计十九人，共同见证了历史的时刻。有人为文指出，这十九人当中，包括黄教添、陈炳叙及谢木池等，这是错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几个研究者外，大部分是茶艺圈的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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