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饼茶“八病”-茶礼仪网

　　什么是饼茶“八病”？如何鉴别？

　　答：饼茶“八病”是针对普洱七子饼茶中的生饼而言的。指饼茶出现“入杂”、“乌蒂”、“白合”、“过熟”、“烟焦”、“新铁”、“澄泥”、“竹箨”八种不良情况。

　　“入杂”，是指茶中夹杂有非茶类物质。宋代黄儒《品茶要录》：“物固不可以容伪。况饮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他叶者……八杂之病也。”古人尚且懂得茶中混入其他植物的芽叶是“茶之病也”，何况今人？饼茶中夹杂有非茶类物质，如：谷粒、石子、竹木、塑料等，更为现代食品卫生所不容。

　　“乌蒂”，即“马蹄叶”。优质饼茶应剔除“马蹄叶”。“马蹄口十”含梗量大，是茶树生长势弱、树体老化、受干旱、病虫影响严重的表现。宋代黄儒《品茶要录》：“乌蒂……茶之大病。”现代制茶工艺对不同级别的茶口十的含梗量是有限制性要求的，高档茶一般不超过2%，低档茶一般不超过5%，茶叶的香气物质在幼嫩茎梗里含量较多，适当的嫩茎含量，有利于茶叶的香气。但“乌蒂”不是幼嫩茎梗，是老化了的茶梗，是“茶之大病”。

　　“白合”，即“对夹叶”、“对开叶”。是茶树新梢上萌发的对生两叶抱一小芽的芽叶。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白合，乃小芽有两口十抱而生者是也。”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里对这种芽叶的评价是：“白合不去害茶味。”茶圣陆羽对饼茶原料的要求是“笋者上”（《茶经?一之源》）、“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茶经?三之造》）。故优质饼茶制造，应剔除“白合”不用。

　　“过熟”，指鲜叶加工不及时使鲜叶堆积变红，或加工中杀青过度，或茶胚摊凉不及时、湿热闷黄；或制饼时“蒸茶”过度，使叶底粘稠、黄而柔软，滋味平淡，香气不透，水闷味重的饼茶。宋代黄儒《品茶要录》：“试时色黄而粟纹大者，过熟之病也。”

　　“烟焦”，指饼茶被烟味和焦味所污染。烟味污染茶叶，有两种情况，一是晒青毛茶加工中杀青炉灶漏烟；二是阴雨天气里，不能及时晒干，室内自然风干中被“烟味”污染。茶叶的“焦味”，常出现在近年来的机制晒青毛茶中，是杀青温度过高，茶青被炒焦或杀青机炉灶漏烟。混杂烟味或煤炭燃烧后的煤焦气味。“烟焦味”是茶叶被污染的现，是任何茶叶加工都必须忌讳的。用带有严重烟熏味的晒青毛茶进行发酵的普洱熟茶，滋味呆滞、饮后喉部有压迫的紧张感。

　　“新铁”，指被新的金属制茶器具污染的饼茶。新的制茶器具（如杀青机、杀青锅、饼茶模具等）有铁腥味且铁屑容易串入茶中，铁与茶汁中的多酚类物质结合使茶变黑而腥味，是制茶之禁忌。因此，凡新铁器具，须磨光洗净后才能使用。明代许次纾《茶疏》：“炒茶之器，最嫌新铁，铁腥一入，不复有香。”明代罗廪

　　“澄泥”，指压饼时压力过大，茶汁外溢，饼面光滑，坚硬难解的饼茶。普洱生饼，在后期的“陈化纯熟”，要求茶饼松紧适度。压力过大，茶饼过紧实，成为“铁饼”，“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水澄泚之（谓澄泥也）”（陆羽

　　“竹箨”，指压饼不结实，破散松疏、脱落严重的饼茶，饼茶压制，要求外形美观大方、浑圆饱满，松紧适度，压力过轻，如陆羽《茶经?三之造>“有如竹箨者”，饼边缘、表面起壳、脱落的，即破坏饼的外形美观，也不便于后期的搬运、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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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茶古茶山正在消失

　　古茶山正在消失,在各类普洱茶宣传手册及网站上，“六大茶山”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很多照片都展示着一些身着民族服装的美丽少女在茂密的森林中爬在树上采茶的倩影。这些是茶商最好的推销广告。但却没有人知道，再过几年，真正的“六大茶山”就再也看不到了，而“六大茶山”的“原著民”—老树茶也面临着绝种的危机。

　　古茶山正在消失,很多人要问：“绝种的危机从何而来？”。从思茅景洪到易武、勐腊一线上千公里，以六大茶山为代表的云南自然生态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是极为反讽的是，很多地方的公路沿线都立着很大的“退耕还林”、“保护老茶树”一类的宣传招牌，而就在招牌后面的山地，却早已被肆无忌惮地砍得光秃秃一片。造成这种状况的最直接的原因，大概就是普洱茶产业。

　　“老树茶”和“台地茶”之争

　　古茶山正在消失,老树茶与台地茶究竟谁的茶质更好，已经不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左右它们命运的，是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

　　所谓的“老树茶”，是指自然生长在林间的茶树。从几百年前起，云南六大茶山的先民就开始了这样的茶树种植方式：他们并不破坏自然植被，只是在森林中洒些茶树种子，任其自然生长。而“台地茶”，则是指采制于1949年后建立的密植条栽茶园的茶。该类茶园的特点是“集中连片、高产”，开垦方式是先把成片的森林砍光、烧光，管理方式是“喷药施肥、中耕修剪”，为了追求高产，还大量施用化肥、除草剂、杀虫剂。这样的一亩茶园，产量动辄可以超过两百公斤。由于它高产的特点，近年来被广泛推广，很多地方都有成片的万亩茶园。而忽略了这样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其后果是后代子孙要去承担的。古茶山正在消失,大家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保护大自然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普洱茶是健康饮品

　　消费时代的到来，才可能是普洱茶真正盛世的到来！以前我们所见的虚假繁荣的景象，在普洱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会变成过眼烟云，有可能被一些人记住，但一定会被消费者遗忘。　　

　　普洱茶是健康的饮品，是适合现代人消费的饮品。最近几年，随着普洱茶的大热，普洱茶逐渐被世人所知，但也因为是大热而不是小热和中热，突然的降温就会让人觉得冷飕飕的，有种冰凉的滋味。普洱茶的降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度的炒作普洱茶的收藏价值而又不真正做收藏产品应该做的事情，普洱茶便没有适合它的生存的土壤和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尴尬局面。

　　一些关注业内行情的人士不断的透露着行业信息：大益又降价、下关xx元一斤……所有这些信息，不外乎想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普洱茶炒作收藏的营销手段已经到头了。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情，当一个不正常的营销模式被透明化后，正常的营销模式才会真正出现。我倒是认为，不是收藏市场出现了问题，而是普洱茶从来就没有为收藏者量身定做收藏品。一个真正的藏品，是需要打磨和塑造的，不仅仅是产品的属性就可以决定的，特别是那些以收藏盈利为目的的收藏者，文化的意义恐怕比产品的真实价值要大得多，因此，要做好一个收藏品，除了产品本身质量的过硬之外，产品之外的文化价值是否需要充分的挖掘？此外，我认为的普洱茶作为藏品的话，它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藏品所在的环境，放在普洱茶上来看，就是普洱茶的仓库怎么来解决。有了好仓库，收藏才有意义。

　　除了云南龙润茶业集团外，我没看到云南的普洱茶企业为了消费者实实在在地做事，消费者是什么，消费者是上帝！当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经营手法被曝光之后，精细化的耕作市场才是普洱茶的出路。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云南的普洱茶企业太过于依赖于经销商。我对经销商的理解是，经销商需要的是能赚钱的产品，而不会与企业一起来塑造一个长远的品牌。经销商永远追求的是利润高时间短，而一些有抱负的企业则谋求品牌。普洱茶如果要想获得长远的经济效益，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康的茶品，除了老老实实开发消费者之外，我看不到还有其它什么捷径。当然，如果有人想要炒作普洱茶，到现在为止，这样的炒作的空间还是有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投资普洱茶的资金撤出，普洱茶的这个寒冬还将持续。

　　普洱茶突然就被认识了。大家看到了普洱茶的“崛起”与“衰退”，竟然是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普洱茶生命的终结，我倒认为这是普洱茶生命的开始，原因很简单，过去两三年来，认真为消费者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实在是太少，而认真为经销商、为企业生产钱币的企业实在是太多！在这种利益观的驱使下，普洱茶便不是普洱茶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硬通货。这不正常。

普洱绝密档案：下关沱茶与重庆沱茶的恩怨情仇

每个地域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茶叶密码，它们关乎生活习惯，关乎地域性格，关乎历史记忆。就像单枞之于潮汕，普洱之于广东，花茶之于北京，而对于川渝地区来说，最难以忘却的，是一缕沱香沱茶，这种厚似壁碗、圆似面包的上乘紧压茶，从诞生至今，一直以其高性价比、高耐泡性、醇厚、甘甜的口感，牢牢占据川渝地区的主流茶叶消费市场和味觉记忆。对于现在的很多川渝老茶客，尤其是重庆茶客而言，重庆沱可谓承载了他们大半生的茶饮记忆。而不知从何时开始，重庆沱在整个川渝市场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下关沱。在长达半个世纪此消彼长的情仇纠缠中，下关沱和重庆沱，共同构筑了川渝人最不可磨灭的记忆符号。

引子·重庆沱消失之谜

“记得1971年回老家，我们带的特产只有一样，那就是重庆沱茶。”68岁的杜女士说，“当时火车、轮船到达重庆，广播里最先介绍的特产，就是重庆沱。”“想买重庆沱茶都要凭票，而且还要排队，因为当时茶叶紧张，还要外销，完全供不应求，一个人一个月配额最多只有2两。”已经74岁的原重庆渝中茶叶公司总经理苗芸回忆说。不光是民间记忆，在历史资料搜集中，有关重庆沱的记载也可谓牛X闪闪——比如建国后，西南获得的第一块茶叶类世界金牌，就是由重庆沱摘得。但即便曾经如此辉煌，不知何时开始，重庆沱还是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直至现在整个川渝市场都已显少得见，而代为占据整个沱茶市场的则是——下关沱。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背后是怎样的一场力量角力？每一个川渝老茶客都想知道答案。

一、先来后到之争沱茶，产于下关；对于川渝现在主流的老老茶客而言，对于沱茶的最初记忆，多是源于重庆沱，下关沱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品类。那么到底重庆沱究竟是不是早于下关沱呢？根据《中国名茶志》一书记载，沱茶，创制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本产于滇西南茶区，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前只在下关加工和集散，所以历史上约定俗成地把“云南沱茶”等同于“下关沱茶”。在清末民初，主要生产下关沱的，是以永昌祥、复春和等为代表的各种民办商号。而到了三四十年代，下关沱进入了迅猛发展期，带有官方色彩的“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康藏茶厂”等相继成立。而下关沱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始终是以川渝为主要市场，在四川大小茶馆大受欢迎。陈邦贤在他的《自勉斋随笔》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川一带饮茶之风盛行，以沱茶为最多，沱茶又以下关的沱茶为上品，茶味颇浓，颜色呈金黄色，而且耐泡。”“这其实与云南普洱茶销售的两条主要线路有关，”现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发源说：“当时云南茶叶的两条销售主线，一条是边销茶线路，走茶马古道，需要从四川重庆过西藏，经过马帮长途驮运，下关沱茶被销到四川叙府（今宜宾）、重庆等沱江一带；另一条贡茶线路，川渝亦为必经之路。”受访人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发源。再加上地理位置、生活习惯、以及口味的相近，下关沱的口感很受川渝市场欢迎。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川渝一直是下关沱的主要消费市场。（还有一种不登大雅的说法是，当年私商利用下关沱凹陷部分塞进鸦片走私进川，鸦片脱手后，大肆推销下关沱，却也歪打正着开拓了川渝茶市，这也是下关沱“碗臼”形状的成因。）历史说法，不一而足。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1950年以前，沱茶是只产于云南的，且以“下关沱”为主，供应以西南为主辐射长江流域的整个全国市场。而这样的状态，则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扬名于川对于川渝现在主流的老老茶客而言，对于沱茶的最初记忆，多是源于重庆沱，下关沱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品类。那么到底重庆沱究竟是不是早于下关沱呢？根据《中国名茶志》一书记载，沱茶，创制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本产于滇西南茶区，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前只在下关加工和集散，所以历史上约定俗成地把“云南沱茶”等同于“下关沱茶”。在清末民初，主要生产下关沱的，是以永昌祥、复春和等为代表的各种民办商号。而到了三四十年代，下关沱进入了迅猛发展期，带有官方色彩的“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康藏茶厂”等相继成立。而下关沱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始终是以川渝为主要市场，在四川大小茶馆大受欢迎。陈邦贤在他的《自勉斋随笔》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川一带饮茶之风盛行，以沱茶为最多，沱茶又以下关的沱茶为上品，茶味颇浓，颜色呈金黄色，而且耐泡。”“这其实与云南普洱茶销售的两条主要线路有关，”现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发源说：“当时云南茶叶的两条销售主线，一条是边销茶线路，走茶马古道，需要从四川重庆过西藏，经过马帮长途驮运，下关沱茶被销到四川叙府（今宜宾）、重庆等沱江一带；另一条贡茶线路，川渝亦为必经之路。”

重庆沱，其实师出于下关沱1951年以后，随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全国茶叶的生产和加工，被完全统一到了中国茶叶公司（简称：中茶）之下，由国家统购统销，并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的特点把茶叶的加工进行分区。从这个时候开始，下关茶厂在国家计划里主要负责生产以心脏紧茶和砖茶为主的边销茶，而重庆因为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备受国家扶持，改建后的“重庆茶厂”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开始生产绿茶、花茶，以及沱茶。“在此之前，重庆是从不生产沱茶的，主要是从云南大理进货，而从50年代开始，重庆就开始派人来下关茶厂学习沱茶制作技术，下关也派人去重庆传授沱茶工艺。”杜发源说。1953年，重庆第一个沱茶诞生于重庆茶厂。而从重庆开始生产沱茶之后，下关的沱茶产量就越来越小，主攻边销茶，“每年可能只有10到20吨沱茶投放川渝市场。”就这样，在国家宏观政策的主导下，原本属于下关沱的半壁茶叶江山，被迫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重庆沱，而集计划经济体制荣宠于一身的重庆沱，也开始了它如日中天的30年。

二.上世纪50-70年代下关沱退隐，重庆沱垄断川渝沱茶市场沱茶属于普洱茶的一种，从传统普洱茶加工的角度来讲，在紧压茶中的沱茶、饼茶和砖茶中，沱茶是用最好的原料来制成的。“在传统普洱茶选料和加工中，一般是1-4级的原料做沱茶，4-7级甚至8级的原料做饼茶，然后7、8、9级以下的原料来做砖茶。”杜发源说：“当然，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后，有很大改变。”虽然都属于优质紧压茶，而且重庆沱的制茶工艺也脱胎于下关沱，但是二者口感却不尽相同。“相比之下，下关沱味道会更重，更耐泡，更香，而且有种云南茶代表性的烟香味。”茶龄30年的老茶客陈老先生说。“而重庆沱的特点是喝完有种沉香味，带点回甜。”“其实口感的差别，归根结底还是原料和拼配的差别。”已经在下关茶厂工作20余年的杜发源一语中的，“重庆沱茶使用的原料主要是中叶种或者小叶种的原料，而下关的沱茶使用的原料则是大叶种的晒青毛茶，这两个差距较大，因此口感也会有大的区别。”大叶种与小叶种之间最大的问题，则在于大叶种茶的内含物和水浸出物的含量会相对更高，味道更重，相对而言更耐泡，用重庆话来讲，就是“更霸道”些，更容易受到饮食习惯上口重的川渝人的喜好。这也成了若干年后，下关沱收复失地时，手上最重的砝码。回忆起那个年代的重庆沱茶，那可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首先，西南地区的茶原料云集重庆茶厂，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重庆沱茶从来就不缺茶叶原材料；其次，出口创外汇一大部分，剩下的还要供给整个川渝市场，在那个供应配给制的年代，重庆沱几乎有钱也难买到。可以说，在上世纪50~70年代，重庆沱不仅垄断了川渝的沱茶市场，也垄断了茶客记忆。而同一时期的下关茶厂，虽然边销茶依然走量巨大，但沱茶在川渝市场却几乎少有提及。据原下关茶厂的历史数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这30年，下关茶厂虽然一直在生产边销茶，但沱茶的年产量基本都未超过100吨，年川渝市场投放量均只在10-20吨之间。对比重庆沱到70年代末，在建立工业化生产线后的年产量2000吨，下关沱确实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然而盛衰兴替，变化无常。到了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下关沱和重庆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命运更迭。

三.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下关沱收复失地，重庆沱渐丢江山。1983年，在意大利罗马举办的第22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大会上，重庆茶厂生产的“峨眉牌重庆沱茶”获得金质奖，这是建国后西南获得的第一块茶叶类世界金奖。接下来，国内外的各种奖项亦纷至沓来，重庆沱到达了发展的巅峰。此时正当得意之时的重庆沱茶不会察觉，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1984年是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984年，国家的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中茶大一统之下的茶叶流通体制开始逐步放开，以前绝对不可能任意生产的茶厂，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特点，自主发挥生产经营优势。经济一放开，茶叶生产企业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大量兴起，对这些小茶厂来说，改革犹如久旱逢甘霖，但对计划经济产物的重庆茶厂，则犹如暴风骤雨——优质茶叶原材料不再只供应重庆茶厂，地方企业的竞争抬高了收购价，原料采购成本急剧上升，造成生产量的严重脱节。“重庆沱之前主要是走外销路线，一直存在内部供应不足的问题。生产量跟不上，我们是做销售的，没卖的总不行啊。”苗芸说，他所领导经营的原重庆渝中茶叶公司，在80年代叫做市中区茶叶商店，是重庆茶叶消费市场唯一的供应单位。受访人原重庆渝中茶叶公司总经理苗芸“当时我们还都是国有企业，独一家销售，什么茶叶都好卖。”苗芸记得，当时宜宾沱茶、涪陵沱茶，还有四川各地产的沱茶，同时冒出来很多，一夜之间涌现出的中小茶企，纷纷抢食重庆沱的市场。而这时，下关茶厂的厂长冯炎培也找到了苗芸，希望打开下关沱在重庆的销售局面。“因为重庆沱茶实在量太少。就像这个菜一直不够吃，以前是没选择，饿肚子，但是现在可以选其他菜吃了，为什么不吃呢？反正都是茶叶的嘛。”“下关沱一是价格不贵，跟重庆沱茶价格差不多，再一个就是味道很重，喝起来很浓，比重庆沱更耐泡，很适合重庆四川这边的口味。唯一一个一开始不太适应的是云南茶的那种‘烟味’，因为毕竟口味养成一二十年了，要改不太容易，但下关沱的品质本来就不错，喝着喝着也就习惯了。”

在短暂的市场混乱后，终于大浪淘沙，历史悠久且口味稳定的下关沱慢慢占据主流，并且消费以甲级沱茶为主。有一组数据可以表明下关沱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从1980年开始，下关沱茶的沱茶类产品年产量超过100吨；到了1989年，年产量超过1000吨；1993年，年产量超过2000吨；1998年，年产量超过了3000吨。在熬过了30余年的漫长边销之路后，下关沱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沱茶春天。从1991年起，随着“松鹤”、“宝焰牌”、“下关”等商标获准注册，下关沱茶开始进入打造品牌的时期，在川渝不仅仅有了巨大的占有量，其明星经典产品还有了巨大的品饮粉丝团。1986年，熟茶型下关沱首次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获得世界食品金冠奖，此后又分别在1987、1993年再次获得该奖。1981年、1985年、1990年，青茶型下关沱茶三次获得国家质量银质奖。无论茶客口碑还是官方荣誉都彻底超过了重庆沱。就这样，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失去了国家政策的保护伞，重庆茶厂逐渐丧失了垄断地位；而从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下关沱迎来了发展的巅峰，几乎将重庆沱完全取而代之。2001年，重庆茶厂宣布停产，重庆沱的一个时代终结。

四.进入新千年重庆沱重振有难度，下关沱苦恼被炒作进入新千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很多茶厂的原国有股份经过拍卖，已经彻底民营化。2004年，由原重庆茶厂的部分老员工集资成立的重庆益丰茶叶有限公司恢复生产，试图重振重庆沱。“不过由于本地沱茶的原料多属中小叶种茶多酚、咖啡因等内含物质不及大叶种的云南茶丰富，用来生产沱茶的本地茶叶先天不足，加上无法闯过国外条件苛刻的环保关，所以用于出口的重庆沱茶，其原料茶叶绝大多数采购自云南，这肯定就增加了生产成本，——没有茶叶基地的支撑，成为本土茶叶品牌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在出口价格上，由于重庆沱茶多是传统的‘半成品包装’（大坨盒装），其出口价格仅为云南沱茶的1/4。”（引号内容摘自《重庆沱茶二十年风雨金牌梦碎》）与此同时，与重庆沱茶道阻且长的漫漫振兴路相反的是，已经越过“攻城掠地”阶段的下关沱，正陷入一种“甜蜜的苦恼”之中——产品被抢收。沱茶这种高性价比的茶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以消费为主体的，即使在它最大的川渝市场，想找到保留下来的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下关沱，也依然很难。然而新千年以来的两次普洱茶大的炒作，却也波及到了本就属于普洱茶品类之一种的下关沱。比如下关沱最有代表性的便装甲级沱茶，04年的市场交易价格是500-600元一件（一件25Kg），而到了今天，价格则为1.5万-2万元。在一些资深藏家看来，沱茶的升值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是作为消费为主的茶品，早期的沱茶没有留存市场和藏家的手里，存量很少，基本被喝掉了；再一个就是在这10年间，大家对普洱茶的认知都集中在了饼茶上，对沱茶的认知还较低。收藏饼茶的人很多，收藏沱茶的人其实相对还很少。所以，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肯定是存量越少，风险才会越小，应该说沱茶的储存价值会比饼茶更有潜力。”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藏家黄先生道。而不同于部分普洱茶一夜之间暴涨暴跌的狂热，一直是以10%-20%的幅度波动的下关沱，也被某些藏家瞄准为稳健、理性的投资品。而下关沱的产量越来越少，也是造成被炒作的原因之一。相对上世纪末，下关沱的迅猛销量相比，新千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面的扩展，可供消费的茶品种类和数量都越来越多，人们对茶的认知也越来越丰富，下关沱的状况也在变化——“在90年代，下关茶厂的沱茶生产量是绝对第一位的，年产量有二三千吨，其次是边销茶，但是现在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转换，饼茶产量增幅较大，而现在沱茶系列产品加在一起只有几百吨。”杜发源说。在06、07年，因为普洱茶收藏和投资价值的被放大，投放川渝市场的下关沱往往还未见到真正的消费者，就被人抢购收走，川渝茶客再次无沱茶可喝。于是，深谙产品价值最终还是要靠真正的茶客消费来实现的下关沱，从2008年开始，专门制作出了“川渝专供”的专销产品，包括酽缘沱、川渝沱，都是这种类型。

“‘川渝专供’一方面价格会更向消费者倾斜以外，配方上也有区别。”杜发源说，“因为在普洱茶的概念里，通常认为晒青毛茶原料制成的茶才更有收藏价值，所以我们在‘川渝专供’的产品在甲级沱茶的基调上，另外又加入了适当的烘青茶拼配，并在产品包装上予以明示。这样一来，虽然烘青的量不会超过3%，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炒作商人抢购的状态。”“所以两句话，”杜发源总结，“一个是，现在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一个产品打天下的时代，没有了。另一个，普洱茶的非理性炒作也会造成消费者的减少。长期被作为直接消费品的下关沱如果现在普遍被炒作收藏了，不能见到直接的消费者，那么当消费者慢慢地不得不接触其他的产品，甚至改变口味的时候，那么对普洱茶企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因此，113年从未间断的生产和消费，是下关最自豪的！”

结束语：至此，下关沱与重庆沱之间，这场历时半个世纪的茶叶战争，最终以下关沱的绝对优势暂告一段落。在国家力量这只无形大手的翻云覆雨中，造就了下关沱与重庆沱，这对瑜亮兄弟的世纪之争，和它们陡然不同的命运结局。重庆沱，这个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最终还是难抵市场经济的洪流，就像那个年代的蓝工装、样板戏一样，成为一代味觉记忆符号。新时代的茶饮选择，不再“被计划”、“被限制”，而是完完全全由消费者自发的口味筛选来决定。在茶叶品类百花齐放、层出不穷的今天，以下关沱为主力的沱茶类，正在步入一场对手更多、更强，波及范围更广、形势更为复杂的茶叶战争。比起那些年跟重庆沱的交锋，那可更要残酷得多了。

本文参考资料：李其康《下关沱百年品牌之路》

郑旭鹏饶方婧《重庆茶厂隐退记忆中的沱茶还在飘香》（原载《重庆商报》）

《重庆沱茶二十年风雨金牌梦碎》（作者不详，原载《时代信报》）（

所属标签：普洱茶饼

本文标题：普洱茶饼茶“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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