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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政开明，儒、释、道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唐代帝王大都对三家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实用政策，使得社会宗教文化层面呈现出多元对话的格局。唐高宗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论议”制，让儒、释、道各家相互对话，从不同的视角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关照，以寻求合理的治国之策。
初唐之际，儒家经典得以统一推广。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经过多方校定的《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学派众多的儒家经典释义被官方加以统一推行。中唐时期是唐代儒学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阶段，这期间儒学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民本思想的崛起。唐初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中就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点。中唐韩愈对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继承了孟子的心性学。
柳宗元、刘禹锡关注民间疾苦，强调儒家的现世情怀。柳宗元提出“生人之意”以区分传统儒家的“圣人之意”，他在《伊尹五就桀赞》中指出“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唐代民本思想的崛起与社会物质文明的繁荣互相促进。而唐人注重现世意义与生之乐趣的价值观，使得修身养性的茶饮方式在社会上迅速流行开来。
除了儒学复兴，外来佛教在唐代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唐代统治者多对佛教持包容和支持态度。武则天时期，统治者以政治手腕推行佛教之风，达到了高潮。代宗于禁中供养寺人；宣宗大兴寺院，增加僧尼；宪宗和懿宗甚至不顾众臣反对，将佛骨迎入大内。在国家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下，唐代寺院迅速发展，僧尼人数倍增。天台宗、严华宗和禅宗等本土化佛教宗派迅速崛起，中国佛教信徒遍布大江南北，佛教思想也深入皇族、士族以及民众等各大社会阶层。
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记录了唐代饮茶流行的情况：“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随着外来佛教融入中国，最初寺院中以茶助禅的灵修方式，也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推行和效仿。
道教以茶为修道媒介的历史比佛教还早。早在战国时期，方士们已经在宣传服食成仙的观念，希望通过服用特定的药物，达到祛病健体，长生不老，甚至羽化成仙的效果。而汉末魏初，道教修行者又有茶能“轻身换骨”、“生羽翼”的玄奥认识，将饮茶作为修道养生的一种常见办法。
道教在唐代有了长足发展。唐代皇族为李姓，他们将同姓的老子视为远祖，将老子的祭祀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唐代道人炼金服丹的习惯蔚然成风，在金丹术上，兴起了金砂派、铅汞派以及硫汞派等外丹道派。除了外丹派，唐代还兴起了以内炼为主的内丹道派，而最终内丹术取代了外丹术，成为唐代道教炼养术的主流。
唐代的儒、释、道三家互有参鉴。儒家哲学与佛教哲学在本体论和心性论上存在诸多契合点。比如“生佛互即”理论讲到佛即众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可以成佛。在孟子的学说中，也有相似的立论，《中庸》认为“性”是天命之所在，通过修身养性成为圣人是天命的要求，每个人对此都有承担。
佛、道之间又有许多相互的借鉴，尤其表现在传教方式上。比如汉译佛经借助了道教的“气”“无为”等字眼来翻译经典，以至许多唐人以本土的道家思想来理解佛教。佛教还吸收了道教内修治病等借术弘法的方式，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信徒。同时，道教经典著作《太平经》等也吸收了儒、佛的心性、理性等概念，来加深完善道教理论和认识。
在唐代，饮茶作为一种圣俗沟通的媒介和灵修方式，得到儒、释、道三家灵修者的广泛采纳。人人皆可通过茶饮的灵修方式，达到修儒成圣，修经成佛，修道成仙。和而不同的是儒家主张复古求道，积极入世，追求“有为”，而释、道崇尚清隐静修，在审美追求上近乎“无为”。如此，在生机勃勃的历史契机中，熟谙儒、释、道思想，在“有为”与“无为”间潜心著写《茶经》的陆羽，便呼之欲出了。
喝茶敲桌子，是无礼还是有礼？
茶，很慢
茶艺四要——茶水火器
茶虽同，味道却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