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不喜欢中国手工搓制的红茶,于是程雨亭建议购买碾压机器做红茶。但国人不会用机器,请洋师傅花费又很多。昔年英国人戈登、福琼来中国四处寻觅茶工以帮忙英国,如今风水轮番转,到了茶叶故里向英国人学习制茶之时。程雨亭很欣赏朋友对他的劝说:“复兴茶务,宜拨巨款,派商出洋,学习泰西制焙之法。一面速购机器,翻然更新。”
程雨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以为西方的所谓以碾压成法,是中国的旧制制茶法。他找到的根据是,《明史·食货志》八十卷上说的“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他慨叹,年久制茶手艺失传。西方之新法,不过是中国之旧法。程雨亭比较了锡兰印度茶与华茶的区别,以为锡兰茶较之华茶,色香味较胜,还耐泡。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道员郑世璜,率领一群人远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调查茶业,这群人中有在浙海海关担任副使的英国人,也有翻译、茶工等。四个月后回国,写出了《调查锡兰、印度茶务并烟土税则清折》、《改进内地茶业简易方法》等禀文。
郑世璜带着问题去调查,他看到,华茶落后,有本身不思进取之问题,也有客观缘由,其根本在于机器与手工的生产力截然不同。
1907年,郑世璜在江南商务局的支持下,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兴办了江南植茶公所。他把从印度、斯里兰卡所学到的经历落实在南京,江南植茶公所对中国后来的茶园影响深远,今日我们看到整齐有序,条块分割,中间有茶沟的茶园,就来自于郑世璜昔年的推行。但这个公所因辛亥革命被中断,今日踪迹难觅。
1910年,上海《大同报》主笔英国人高葆真摘录翻译了英国人高怡所写的《种茶良法》,次要便是围绕茶园种植技术。高葆真回顾了华茶进入到英国的历史,也道出了华茶由盛而衰的缘由。他总结为三点:一是华茶无统一运营,小商家往往见小作伪,不顾大局,常有徇私作弊作风;二是华茶制造过程不洁净,与他国卫生之法相悖;三是华茶味淡薄,华茶一磅,仅能烹五加仑水,而印度茶,加水七加仑半都还味尚浓。
反观1877年胡秉枢为日本人所写的《茶务佥载》,种茶部分匆匆带过,却建议日本绿茶也加滑石粉,由于绿茶易受潮,不能长时间贮存,海运后易生霉变。在谈到红茶时,他提出的建议多与人性有关,比方贿赂女工、看紧掌秤人,都与人的劣根性有关。
而郑世璜在印度看到的是偌大的工厂,不过十几个工人。机器制造,规避了太多人为的要素。
中国茶不再扮演中国向世界运输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角色。甚至,就连瓷器另一项华夏帝国的陈旧贸易,也由于欧洲找到替代品而同样走向衰落。直到某一天,中国诧异地发现,我们一年茶叶的收入,还不及英国立顿公司一年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