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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陈化出了什么?

2019-03-18 访问量: 26 茶礼仪网
  仓储陈化对生茶来说是关键的一环,它已不仅仅是贮藏,而且是向着香、醇、甘、润、滑方向转变的重要步骤。普洱生茶陈化,除了陈化出更高的价格,到底还陈化出了什么?

 

  感官的变化

 

  生普在贮藏过程中由于水分、温度、阳光等因素,在汤色、滋味、香气等方面发生改变,生普的汤色会由绿黄转变为红黄,香气会由鲜香转变为陈香,日晒气会减少甚至消失。

  香气的变化

 

  普洱茶以其“越陈越香”的独特品质赢得了茶中“能喝的古董”的美誉,且这也成为普洱茶市场上衡量陈化普洱茶价格的重要因素。合适的储存条件下,普洱茶在陈化过程中确会产生烤香、酚香、陈香和木香等香气。

  浸出物含量的变化

 

  浸出物包括茶多酚、可溶性糖、氨基酸、咖啡碱以及水溶性果胶等等。水浸出物含量的高低反映了普洱茶中可溶性物质的多少,标志着普洱茶茶汤的厚薄、滋味的浓强程度。但目前对于陈化时间与浸出物的多寡并无确切的说法。

  汤色的变化

 

  茶中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它是多种性化合物的总称,其主体为儿茶素。与茶的汤色、滋味和香气都有密切的关系。儿茶素无色,滋味苦涩且有较强的刺激性,在贮存过程中易发生自动氧化。首先脱氢而成为醌,再进一步聚合而形成褐变物质。这些色素的综合变化,促成汤色逐渐变深。

  咖啡碱含量的变化

 

  咖啡碱作为茶叶的特征物质之一,是茶叶中含量最多的一种生物碱。目前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咖啡碱在茶的贮藏存中是随着时间变长而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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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膏介绍:普洱茶膏的历史及特点

普洱茶膏是将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经过加工与发酵后,通过特殊的方式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的固态速溶茶。

普洱茶膏介绍:普洱茶膏的历史及特点

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作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养生之普洱茶膏(19张)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 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

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据史料记载,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艺非常复杂。原料选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叶种茶,经过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润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汤色浓艳,呈宝石红和玫瑰红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药效成分。清朝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据海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普洱茶膏其保健功能包括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醒酒、抗疲劳、缓解亚健康等。鲁迅茶膏的收藏者周海婴回忆说,每逢过年过节吃完大餐后,只要感到肠胃不舒服,母亲许广平就拿出一小块茶膏,泡给他喝,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首次作为礼品赠予到访的英国使团。当时英国人不知此为何物,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现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辛亥革命后,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随之终止,制作方法也已失传。虽然后来民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锅熬制的方法,与皇宫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区别。

现代普洱茶膏的特点

伴随近几年普洱茶的“ 热销”,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相关部门也注意到古代普洱茶膏的“失传”。并相应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与云南传统的大锅熬制思路不同,他们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利用现代生物科技的手段,去破译和复原这一古老的产品。

现代普洱茶膏的研究始于2002年,到2005年基本完成了对清朝宫廷御茶膏的破译与复原。同时,科研部门采用当今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手段,成功地从云南临沧地区的晒青毛料中分离了普洱茶后发酵所独有的菌群,采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初步实现了普通级普洱茶膏的规模化生产;2006年,科研部门又成功分离了原云南思茅地区(现为普洱市)普洱茶独有的菌种,完成了普洱茶膏中的极品“玉龙胜雪”的研发工作,自此,标志现代普洱茶膏第一阶段工作的基本完成。也预示着现代普洱茶膏开始走向成熟。

那么,现代普洱茶膏与古代普洱茶膏相比,具有哪些特点呢? 易武春晓茶膏鉴赏1、制作更科学、更简便、更卫生。

古代普洱茶膏(主要指清朝宫廷御茶膏)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缺乏先进性。这与当时科技落后有关。因为受时代的局限,必然造成制作普洱茶膏的工艺极其复杂,且出品率低,并极易造成二次污染,带来饮用上的不安全性。

而现代普洱茶膏的制作则采用当今最为先进的生物科技手段,其冷等静压、细胞破壁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冷冻干燥等技术的运用,使现代普洱茶膏的生产过程更科学、更简便、更卫生,相比清朝宫廷普洱茶膏品质更高。

2、更侧重天然药物的生物转化。

永年成普洱茶一体化运营商

  永年普洱公司2002年成立于深圳,经过十年发展,从开始的经销商发展至今成为集古茶园保护与开发、茶叶加工以及专业仓储为一体的普洱茶运营商。永年与普洱茶这种产自世界茶叶发源地且有后发酵特质的珍贵茶种一道,已经被市场广泛接受。

  茶文化不仅是对茶的品鉴,更是对人生的感悟。受此启迪,永年形成了清晰又长远的发展规划。在面对市场不良竞争、疯狂炒作谋取短期利益时,始终专注于茶叶本质,坚持“从容行事,敦厚为人”的理念是永年立足市场的根本。

  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的一部分,永年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学习和研究它,并为其发展不遗余力。永年人尊重消费者并希望能和同道中人一起推广茶文化,推动行业进步与茶文化的发展。

  作者:树华

《普洱茶记》解读

东晋《华阳国志》记载,周朝时,云南茶叶已有进贡朝廷了,但其中有哪些品种,前后延续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唐宋以来,云南茶叶销往西域与日俱增,开拓了茶马市场,影响了东西贸易形态,受到全国重视。尤其到了清朝,普洱茶的声誉远播,也引起了清朝宫廷的注意和好感。

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帮,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思茅志稿》中提到,革登山有高大的茶树王,当地百姓在采茶前都要先对茶树王进行祭拜。又有记载说,六大茶山所产的茶会由于土性的不同而品质各异。根据采茶的时间不同,将普洱茶定为不同的名称。如若普洱茶与其他杂草混生,则茶味低劣而很难出售,如若茶叶与其他物品在一起放置保存,则茶叶会沾染别的气味而无法饮用。

贡茶制度,初始于西周,形成于唐朝,随清代结束而结束。普洱茶成“贡茶”始于努尔哈赤,每年上贡3300公斤。

清顺治16年,元江府在普洱设通判,雍正7年(1729),设普洱府,普洱成为府级建制,在攸乐山设同知,统兵500,征收茶税,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雍正年间以来,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乾隆元年,改设思茅同知,普洱茶运销全国,清政府把普洱茶列为贡茶,年贡6.6万斤,由思茅厅采办。在采制茶叶时,三斤鲜叶才能制成一斤干叶,首先要把春天最好的茶加工成芽茶、蕊茶、宫廷团茶贡给皇上,上贡之后方才准许民间贩卖,贡茶分为八个品种,有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和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末代皇帝爱新觉罗傅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