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
红茶
乌龙茶
白茶
黑茶
黄茶
普洱茶
花茶
其他茶茶从自然物质进入文化领域是从它被当作饮料而发现其对精神的作用而开始的。两汉时期卖茶、饮茶、人工植茶都已在部分地区出现，且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饮茶之风，三国时孙皓在宫廷宴会上赐韦昭茶荈代酒，这仍不能证明已经出现茶文化。
一般说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总是首先通过文化人和有闲阶级的倡导而形成的。茶的最初发现、应用和种植是由民众而来，但形成文化现象却首先从上层开始。统治阶级和文人把饮茶作为一种高级享受和精神力量而超出它的一般自然使用价值，才可以说出现了茶文化。这大体从晋代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茶文化现象一出现，就是作为一种健康、高雅的精神与两晋的奢侈之风相对抗的。
我国两汉尚节俭，西汉初朝廷贫乏，皇帝且乘牛车；东汉时国家已富，但人际关系主张孝养、友爱、清节。汉末与三国门阀虽显，仍未失两汉之风。郭沫若先生的《蔡文姬》说曹操的夫人把被子补了再盖，还要纺线，不知以何为据，但却表明三国仍崇尚节俭。
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士人亦以夸豪斗富为美，多效高梁厚味。晋初三公世宵之家，有所谓石、何、裴、卫、荀、王诸族，皆以奢侈著名。何曾的膳费每天达一万钱，其子何邵则达两万钱。任恺与之斗富，你一天化一万，我一顿化一万，还说没得可吃，不知从那里下筷子。贵族子弟卢色狗马，下赌注一掷百万为输赢，玩够了大吃大嚼，家里的奴才“皆厌粱肉”。东晋南北朝更甚，梁武帝号称“节俭”，其六弟萧弘有私人藏库，珍宝绮罗不说，有三十间专储钱币，共有钱三亿。
梁武帝怕他藏武器，见是钱财才放心，不过也颇为震惊，说：你的家当还不小呢！
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间题。于是出现陆纳、桓温以茶代酒和齐武帝主张以茶饼代三牲为祭的事例。
陆纳，字祖言，《晋书》有传。其父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号称“雅量宏远”，虽登公辅，还专爱结交布衣百姓。陆纳继承父风，他作吴兴太守时不肯接受捧禄，后来升官，朝廷召还，家人间要装儿船东西走，他只装被盖、粮食日用之物，其余封存交公。他在吴兴期间，将军谢安要去拜访，其侄陆椒看他没什么准备，偷偷备下一桌酒席。谢安到来，陆纳仅以茶水和果品招待，陆椒怕慢待了客人，急命家人摆上美味佳肴。谢安走后，陆椒本想得到叔叔的夸奖，不想反被打了四十大板。陆纳说：“你这样作，不仅不能光耀门庭，反而J污了我多年清廉的操行。”可见陆纳以茶待客并非吝尚，而是有意表示自己清操绝俗的志向。
与陆纳同时提倡以茶代酒的有桓温。桓温是个既有政治、军事才千，又有野心的人。曾率兵伐蜀，灭成汉，因而威名大振。于是滋长野心欲颠覆朝廷。为掩盖其野心，常以简朴示人，每宴惟七盘茶果供客。陆纳出任吴兴太守前，去向桓温辞行，问桓温可饮多少酒，桓温说：酒不过三升，肉不过十块。桓温以茶代酒有很大的虚伪性。不过，因身居高位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些。陆纳的以茶代酒很可能受其影响。
至南北朝时，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简朴。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在位十年间南朝无大战事，百姓亦得休养生息。齐武帝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丧礼每存省约，不须烦民”，“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果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见《南齐书》卷三《武帝纪》）。这在帝王中算是难得的。以茶为祭品大约自此开始。
两晋南北朝饮茶之风兴起的第二个原因与道教的发展有关。道家修炼气功要打坐、内省，茶对清醒头脑，舒通经络有一定作用。于是，出现一些饮茶可羽化成仙的故事和传说。《搜神后记》（注：陆羽在《茶经》中称之为《续搜神记》，实为一书）载，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山采茶，遇到一千丈余高的毛人，向他指示茶树丛生的地方。宣城在今安徽境内，正是产茶之地。《广陵昔老传》说，晋元帝时有位老婆婆，每日清晨提一壶茶水到市上去卖，从早到晚壶中茶也不见少，所得钱皆赐乞丐和穷人。州官认为有伤“风化”，将老婆婆拘捕入狱，晚间老婆婆自窗中带了她的茶具飞去。当时说是神仙，用现代的话说该是极高明的气功师，有穿墙破壁的“特异功能”。南朝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曾隐居江苏句容县之曲山，梁武帝聘之不出，但遇国事，梁武帝便入山咨询，人称“山中宰相”。他所著的《杂录》记载，“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和黄山君都是传说中的神仙。从这些故事看，当时的人常把饮茶与仙、道、鬼、神连系起来，认为饮茶不仅可以养生、长寿，还能修仙。这时茶已进入宗教领域。
两晋南北朝的饮茶之风兴起的第三个原因与清谈之风有很大关系。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南朝偏安，士人满足于江南富庶，声色歌舞，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以清谈为务。高谈阔论终日，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饮宴之风。所以，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阮籍、刘伶，竹林七贤之类，皆以纵饮著名。后来，清谈之风渐及一般士人，大嚼大饮一是没钱，二是不适于那些不爱饮酒的人，于是，以茶助清谈之兴的风气便出现了。《世说新语》载，清谈家王檬好饮茶，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士大夫以为苦事，看作灾难，每至王檬家便说：“今日有水厄”。其实，茶不伤人，“水厄”比“酒厄”要好得多。从此，文人相聚多饮茶。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认为，晋代清谈家多以饮茶为辅助手段，中国饮茶成为文化人的风尚是在晋代，这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是与南北朝时佛教的兴起有关。南北朝时战乱不已，人们以宗教自我安慰，僧人主张清修，茶能使人沉静，许多僧人倡导饮茶，故佛教故事中多有茶事记载。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饮茶风气与两汉时期有不同的意义：
第一，饮茶从普通百姓上升到上层社会，特别是走入文化人当中，除僧、道、清谈家之外，一般文人也把茶作为赞颂、吟咏的对象，以茶入诗的情况开始出现。晋朝文人左思的《娇女诗》，张孟阳的《登成都城楼诗》、王微的《杂诗》，均属此类。这为茶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饮茶已被看作高雅的精神享受和陶冶情操、表达志向的手段，而不只是醒脑解渴的自然功能。
第三，饮茶之人形成一定社会层面，不是作为单体个人活动，而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饮食成为文化其层次是渐进的。倘若行程劳顿，瓢盛碗饮，不过是解渴；若如独酌独吟，或体会到茶的清爽和开扩胸襟的意境；如果是一群人从饮茶中沟通情感，便是社会文化现象了。
因此说，两晋南北朝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说“萌芽”，是因为虽然露出文化的苗头，但尚未形成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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