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贵的武夷红茶品种金骏眉和大红袍-茶礼仪网

我们都知道，福建的武夷山，出产了许多的名茶，例如有正山小种红茶、坦洋工夫红茶等。可以说，武夷红茶品种多种多样，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两种武夷红茶品种中的的顶级红茶，那就是金骏眉红茶和大红袍，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两种红茶吧。

武夷红茶品种最为出名的是金骏眉，火的时候价格炒得相当的高，就其工艺来说，成本也是不菲的，全部采取单芽的的桐木关茶树，一个人一天采摘量竟不能上斤。还有银骏眉，铜骏眉，原料和品质都相应茶一个档次，另外有正山小种，名气也是响当当的。

名贵的武夷红茶品种金骏眉和大红袍

武夷红茶品种以大红袍为代表，按产地地域可分为岩茶与洲茶。在山者为岩茶，是上品;在麓者为洲茶，次之。从品种上分，它包括吕仙茶、洞宾茶、水仙、大红袍、武夷奇种、肉桂、白鸡冠、乌龙等，多随茶树产地、生态、形状或色香味特征取名。

大红袍和金骏眉红茶都是武夷红茶品种中最好的红茶，很多的朋友喝过这两种红茶都是赞不绝口的。而如此优质的红茶茶叶，在制作工艺的各个方面都是十分精巧细致的，所以想要喝正宗优质的红茶，各位朋友可以选择这两种红茶品种。

有用+10

赏

武夷山大红袍口感好

　　武夷山大红袍，在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六安瓜片、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信阳毛尖、祁门红茶等众多名茶之中，最喜欢武夷山岩茶，也就是武夷山大红袍，自古以来大红袍是以水以韵得名，用95度以上的开水冲泡，口有微苦而余味足，重韵味和回甘。

　　武夷山大红袍，武夷山大红袍产于福建省武夷山，是武夷山最负盛名的茶，被誉为“茶中之王”，生长在九龙窠内的一座陡峭的岩壁上，有明显“岩韵”特征。大红袍茶树为灌木型，为千年古树，九龙窠陡峭绝壁上仅存6株，产量稀少，被视为稀世之珍。

武夷山大红袍

　　武夷山大红袍，以精湛的工作特制而成，经茶师评定，成品茶香气浓郁，滋味醇厚，大红袍茶冲至9次，尚不脱原茶真味──桂花香，被誉为“武夷茶王”。而其它名茶，冲至7次，味就极淡。武夷大红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堪称国宝。

　　武夷山大红袍，与别的名茶不同，大红袍的母茶树仅存几株，一年的产量也不足一公斤，因为稀少，所以是稀世珍宝，为了保护大红袍母树，现已不采摘大红袍母树了，现今所能喝到的大红袍，都是经过栽培的，产量也很有限，希望有一天科技发达使大红袍的产量可以提升，让爱茶的人们都能品尝到武夷山大红袍的味道。

百年水仙茶，百年茶家族——建阳水仙

100多年前，几株来自建阳水吉的水仙茶苗，被一个叫刘永发的茶农装进行囊，然后向南跨越了350多公里的山水，在宁洋（漳平旧称）大会村落地生根。

从单纯地模仿闽北乌龙到紧结浑圆的球形，再到棱角分明的方饼，水仙茶在漳平茶农的勤劳智慧中实现了个性化蜕变。

同时，从双洋镇大会村到中村，再到南洋乡，制茶技艺藉由亲戚、师徒间的言传身授得以代代相传，并牵引出了三个家族的百年故事……

大会村游家：缔造与守护

老游家的茶

从漳平市区到大会村，约有1个小时的车程。

大会之于漳平水仙，就如同尧阳之于安溪铁观音，天心之于武夷岩茶，是“神圣”的发源地。

一路我们沿着208省道行驶，快到大会村村口时，公路换成了盘山公路，海拔也开始爬升。南方的深冬，尽管还是以绿为主色，但路边芜蔓的杂草还是难掩萧索。好在有阳光，大大弱化了寒意。

“前面就是我家了。走，先进去喝杯茶。”游柏尧下了车，带我们朝一栋红瓦白墙的房子走去。

老游给我们泡了一款新做的秋茶。“喏，闻闻看，典型的兰花香。”他掀起杯盖，递了过来。纯净优雅的茶香，在水蒸汽的透发下，如兰斯馨，使人愉悦。柔软明亮的叶底，边缘覆着鲜艳的朱砂红，使茶汤呈现出亮丽明澈的橙黄色。

“这都是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法做的。按照传统制法，漳平水仙的发酵度介于闽南乌龙与闽北乌龙之间。”老游的语气很是自豪。“不过，做法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还是看原料。”

站在屋前的田埂上眺望，不远处的山坡，露出了茶园的一角。这一幕既熟悉，又让人兴奋。

水仙，100多年前，从闽北一路向南移栽到这里。在它身上，蕴含了一个家族和一个时代的变迁。

“石岽古”刘永发

一条唯美的竹荫小径，把我们引向了游家的茶园。

茶园依山而建，脚下是梯田，上面是树林，构成鲜明的层次。 “等到明年开春，禾苗种上去，茶树发了新芽，野花也开了，非常漂亮。”老游两手插着裤袋，腿脚十分麻利，身子保持前倾，以适应渐升的坡度，三两步就跨了上去。

他说，这都不算什么，老祖宗更厉害。小时候，老游常听爷爷（游积盛）说，刘永发个子不高，皮肤很黑，走起山路来，如履平地，跑跳者非常灵活。于是，乡亲们都叫他“石岽古”（漳平当地方言），也就是石鳞。

“老祖宗30多岁出去闯世界，到了建阳水吉，看到那里茶卖得很好，就带了几棵回来种。茶树种活了，做出来的茶，既不忘闽北原产地的传统，又注重闽南地区的口味，很受人欢迎。常常是茶还没做好，客人就在家里等着买，供不应求啊。那时候，一斤茶可以卖两块光洋。一块光洋有多大？那时可以买一整担谷子哩！”

一边走，一边听老游讲古，不知不觉地，我们走过了一大半。路上，我们问他，当年刘永发最早种的那批茶树是否还在。他说，刘永发最早种水仙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这里，而是距离此处约3公里的牛林坑，那才是“源头中的源头”。

我们提出想去看看，他摇了摇头说：“那边已经没有茶树了，存活的都移出来了，而且现在没有路可以进去，杂草杂树把路都长满了。就算能走，也很危险。”

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茂密的山林，就像一张巨大的幕布，严实地遮蔽了后面的所有细节。终有一天，牛林坑里的旧畸会被永远地封锁在荒烟蔓草里。

继续往上，老游的脚步在一棵大树前停住。他面前的几列茶丛，枝条上青苔历历，并纠结着丝络状的寄生植物，时间一览无余地写在了上面。“它们的树龄都有50多年了，是我爷爷种的。不幸的是，他在前年过世了。”老游轻抚了下枝叶，是惋惜，也是怀念。

老枞守护者

牛林坑没去成，我们未免感到有些失落。但是，当一片一人多高的茶树，出现在眼前时，把我们的情绪又调动了起来。

“这片老枞水仙是我同族的游华东从各地（指漳平）移栽来的，约有1200多棵。树龄基本都在50年以上，也有不少是超过百年的，有几棵就是牛林坑的。”老游的话音刚落，我们就兴冲冲地奔了过去。

这些树的树干看起来有碗口大小，最大的一棵，直径足有海碗那么粗。枝条上，稀疏的叶片，在寒风里摇曳，更添了几分萧瑟。倒是黄白相间的茶花正热闹地绽放，给沉浸在严冬里的茶园带来一抹暖色。

和游柏尧一样，做记者出身的游华东，也是刘永发的第四代传人之一。论年龄，他比游柏尧小16岁，若论辈分，游柏尧应该叫他叔叔。水仙这棵传奇的茶树，对于童年就泡在茶香里的他，不仅牵系着他心底那份特殊的感情，也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着他长年累月地游走于各个产茶的乡镇，为拯救日渐消失的古茶树而奔忙。

“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的老茶树是连成片的。每逢茶季来的时候，母亲跟姐姐都会扛着梯子去采茶，父亲和哥哥留在家做茶。我呢，就负责把茶青挑回来。”在他的成长记忆中，矮枞和高枞散发出的香气不一样，高枞水仙那独有的高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从茶园到家，大约有l公里的路。在把茶青挑回家的过程中，人在走，叶片也在发生碰撞，相当于摇青已经开始了。矮枞茶，挑到家，还闻不到香。高枞茶，挑到半路，就非常香，做出来的茶，很有韵味，回甘也很好。”

茶季结束后，把茶卖掉，就是游华东新学期的学费。“那时，（水仙）茶饼做得要比现在来得大，一包大约20～22克，一斤就是24～25包。所以，我们卖茶从不用称子，要买几斤就数多少包给你。而且从小父母亲就跟我说，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卖茶的时候，我就多给人家一两包，重量就绝对够了。”

随着他长大成人，越来越多的水仙茶树也正慢慢老去，甚至消失在刀斧下。每当他看到一株又一株的老茶树被砍去，留下一堆枯槁的枝叶时，心如刀绞， “就像在割我的肉”。“每年都有老枞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只要看到谁家有老茶树，我就劝他们不能砍，要保护好。结果，没多久，树还是被砍了，毕竟我总不能挨个儿地去劝吧。”

无奈之中，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拯救办法是：移植。“既然劝说无法阻止老茶树被砍的命运，那我就花钱买下来。”于是，从2012年开始，他请来专业农艺师，把他发现的老枞茶树，陆续移栽自家的茶园里去。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根系，他常常是把茶树根系周围2米的土层也一起挖走。这样，成活率就会大大提高。

“就像现在这个季节，茶树进入冬眠，直到来年小阳春前后，都是最适合移植的。因为这时茶树体内的新陈代谢近乎停滞，对水对肥的需求量都比较低，移栽起来就容易活。当然了，这样做，伤根在所难免，但至少树还活着，总比没了好吧？”

这片老枞水仙，是他多年来的心血，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从城里回来，精心地给这些老枞除草、防治病虫害，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再过3年，这些老枞会重新焕发生机。那时，你们再来，它们就很漂亮了。”他还要把这片老枞变成古茶树母本园，并在此基础上再修建一个茶文化公园。“等到我老的时候，就坐在老茶树下，一边喝茶，一边晒太阳，回忆着童年的茶香往事。”他的想法，实在浪漫。

传家

在茶园里逛了近2小时，再回到老游家，已接近中午。

与老游家紧挨着的一栋老厝，是他家的祖房一一衍庆堂。天井里，摆着一张漆色斑驳的圆桌。我们围坐在桌前休息，游家大嫂热情地端出一碟自己做的酸枣糕，老游又泡起了茶。

这时，温暖的阳光正慷慨地往天井里倾泻，不安分的光点也倏地跳上了圆桌，留下一片影影绰绰。在老厝里，喝古早味水仙，吃农家酸枣糕，看日移树影，甭提有多惬意了。我们不禁打开想象：百余年前的某一天，刘永发是不是也曾坐在这里，和我们做着同样的事呢？

“对了，给你们看两样东西。”他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连忙站起身，朝厅堂走去。“咔擦”一声，他打开旁边一扇木门的锁，从里面取出两只一大一小的竹匾。深褐的竹色，透出了年代的久远。 “这是刘永发以前用过的工具。”老游小心翼翼地捧着它们，如同捧着一件传世之宝。

在岁月的长河中，它们从昨天漂流到今天。于是，它们在无数次的使用中，延续着一个家族的血脉。

“还有这枚印章，更珍贵，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他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永發：甯洋大合绑七星岩自口正岩水仙發售。”他逐字地念道。“当年为了方便销售，做回头客的生意，祖宗把关于茶的信息详尽地印在了包装纸上。”虽然只有区区18个字，但包含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一是原产地，宁洋大会乡七星岩；二是品种和工艺，源自闽北正岩水仙；三是产销者，是刘永发。”用现在的话说，算得上“茶叶品质可追溯体系”的最原始形态。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游柏尧姓游，祖先却姓刘。刘游两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原来，在大会村，刘游两姓实际上是一家人。据传，刘家因招了游姓人入赘，两家人便共同建造了一座祖祠，供奉着两姓共同的祖先，意味着刘游两家不分彼此。

于是，在刘永发去世后，他唯一的女儿刘金娣就继承了这枚印章，也继承了他的制茶技术。游柏尧、游加豪、游华平、游华东等游姓后人，制茶技术都曾得到过刘金娣不同程度的指导。尤其是游柏尧，深得刘金娣的垂青，手把手地教他做茶。他出师后，刘金娣便把手中印章交予他，并嘱咐他好好传承。

如今，这枚印章还完好地保存在游柏尧女儿在厦门的家中。2008年，游华东成功地注册了“永发记”的商标。“永发记”的百年故事，还将续写。

在返程的途中，我们看到刘游合奉的宗祠，刚刚被修缮一新。游柏尧、游加豪兄弟，正站在香案边，燃起两只红烛，虔诚地奉到祖先牌位前。

中村村邓家：兴起与衰颓

—块老茶

车窗外，一个中等个头、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笑着朝我们挥了挥手，示意我们停车。“他就是邓日锋了。”同行的漳平华彩茶文创创办人胡家法说。

招呼我们坐下，邓日锋就忙着烧水去了。这爿建在路边的房子，勉强算得上“前店后厂”。一张大理石茶几，一组旧沙发，几张凳子，一套茶具，就是“客厅”了。

“我们家三兄弟，哥哥不做茶，就是我跟弟弟（邓）日东有做点茶，一半卖，一半自己喝。”邓日锋正解开一包水仙茶饼，准备投进盖碗。

泛黄的包装纸上，撒着星星点点的锈色霉斑，露出了乌黑的茶色。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一块有年份的茶饼。

果然，它是来自27年前的！“这批茶是我父亲二十几年前做的。茶做完，放在一边，时间长了，就忘记了。不久前，我收拾房间时无意中发现的。前些天，有个陕西的老板，开出一斤600块的价钱，把茶都买走了。我就蛮留了两块做纪念。”

开水冲淋，茶饼在盖碗中浮起。启盖，一股浓郁的陈昧，随着水蒸气冒了出来。在座的人都说，这茶喝起来，味道跟熟普差不多。然而，如果仔细品咂，会发现，在陈年气息的背后，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水仙那细腻的兰香。

封存了二十余载的叶片，在水中渐渐舒展，把茶汤染成褐红色。三道以后，陈味大大减弱，纯净略带甘甜的木质气息开始显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茶汤的滋味醇厚顺滑，喝完喉底会有甜润之感。喝过八九道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这块茶弥足珍贵，可谓是“喝一泡少一泡”。它的制作者、邓日锋的父亲一一邓金贵，两年前就过世了。所以，这两块茶称得上邓老的“遗作”了。

邓日锋把茶又泡了一道。汤色已经转为橙红，喝在嘴里全是淡淡的清甜。展开的叶片，褐黄相间，柔软温热，就像是手掌的温度。

师父

邓日锋说，父亲小时候命很苦，3岁丧母，7岁丧父，都是靠伯公邓观金抚养长大的。

“他就等于是我们的爷爷了。”说起邓观金，邓日锋充满了骄傲。

“三兄弟里，还是日锋跟邓观金长得最像！”同村的村民张永泉掏出手机，拿出他翻拍的照片给我们看。仔细一比对，眉宇之间，祖孙二人还真有几分相似。

按照师承的关系，邓观金和刘金娣算是同门师兄妹，他们都得到了刘永发的“真传”。尽管邓观金出生农民家庭，但少年时代的他并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是到处闯荡，扛过枪、打过铁、抓过刨刀、甩过泥巴，是中村有名的“浪子”。

35岁那年，他听说大会村有个做茶做得很好的大师傅刘永发。于是，他就慕名登门拜师，潜心学做茶。没多久，他基本上把刘永发的手艺都学会了。

有一天，他走到师父跟前，毕恭毕敬地说：“师父，你的茶苗分我一点，我拿回家去种，行不行？”刘永发没多问什么，马上就答应了。邓观金给刘永发重重地磕了个头，便带着十几棵刘永发从建阳引种来的茶苗，回到了中村。他把茶苗种在下盂山的后山上，悉心地栽培繁育。

几年后，茶苗日渐成林，初具规模。到了采茶季的时候，邓观金用学到的手艺，尝试着做起了茶。当他遇到解决不了的关键技术问题时，就把师父请来，好酒好菜款待，就怕招待不周，怠慢了师父。“听我父亲说，从前去大会（村），必须翻过横在两村中间的那座大山。那时没有车，要请师父来指导，总不能让他自己走路来吧。所以，邓观金就请人用轿子抬过来。”

据传，为了打消师父的顾虑，起初，邓观金做的茶，打的都还是“永发记”的牌子，并且用茶跟师父交换同等重量的包装纸。茶卖出去以后，他还拿出销售收入的1/4作为酬金答谢师父。直到他觉得自己把手艺掌握到位了，才敢自立门户。

他的茶号，叫“邓金记”。

由“圆”人“方”

邓观金从刘永发那里学到了真“功夫”，做出来的茶几乎跟师父不相上下，再加上自己经营有方，茶销往漳州、潮汕、台湾等地，最远的都有卖到东南亚。

“他做茶，产量最高的时候，都有超过2000斤的。而且他的茶质量好，当时都卖到了一斤四块光洋的好价钱。一块光洋，相当于现在的120块。也就是说，一斤茶可以卖480（块）。”邓日锋说。

然而，邓观金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做得一手好茶，而是他让水仙茶饼的外形与规格最终得以定型：6厘米（边长）×6厘米（边长）×2.5厘米（厚度）。

在方饼出现前，水仙茶的外形大致经历了条索形和圆球形两个阶段。至于在何地由何人创制出第一块水仙茶饼，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大会村刘永发”和“中村邓观金”两种说法，各执一端。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中村村委会和漳平市博物馆，关于中村和邓观金的介绍文字里，都明确地写着：“漳平水仙茶饼的发源地双洋中村……邓观金以精湛的工艺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色、香、味’俱佳的茶类水仙茶饼”，而且还给出了精确的创制时间：1934年。

实际上，创制水仙茶饼，争论大会村与中村孰先孰后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们所属的双洋镇是漳平水仙和水仙茶饼的发源地，已是不争的事实。重要的是，邓观金和他的“邓金记”，把漳平水仙带入一个全盛的发展时期，使其名扬海内外。

坡上的茶坊

我们在一片竹林背后找到了邓观金当年的茶叶作坊。

这是一排建在山坡上的土房。它背靠青山，前面视野开阔，一眼望去，山景村舍尽收眼底，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只是残破的屋顶，开裂的土墙，还有一棵半死不活的老树，让它显得沧桑衰颓，而且摇摇欲坠。屋前，一汪浑浊的泥水塘，游着一群雪白的鸭子。

“房子很破了，有什么好看呢？”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朝我们问道，语气里带着堤防。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的表情才松了下来。

他叫王龙标，他的父亲王廷华是邓观金的养女婿。

“咿呀一一”，王龙标推开破旧的木门，生锈的门枢发出滞涩的声音。天井内的景象，若用“废墟”二字来形容，似乎一点儿也不过分：土墙圮榻成了土堆，折断的房梁木横七竖八，遍地的碎瓦掺杂着湿泥，房基的青石长满了铜绿色的苔藓，目之所及皆是衰败。而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春茶时节，这里曾住着二三十个茶工，夜以继日地做茶，不难想象那种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如今，人去楼破，新“住客”竟是一群鸭子！

“这间就是邓观金焙茶的地方。”王龙标指着门口第一间屋子说。我们把头探进屋内，看到三组沿墙而筑的灶台，六只圆形的灶膛就像一双双黯淡的眼睛，隐没在昏暗中。的确，这里曾是茶香四溢的所在。借着一点幽微的光线，我们仿佛看见了灶膛中一点忽明忽灭的炭火，还有一个忙碌的背影。

“咿呀”一声，门又关上了。沉闷的声响，犹如一声无奈的叹息。

南洋乡张家：传承与复兴

新茶乡

“看（水仙茶）发源地得去双洋，要看茶园风光就得去南洋了。”到漳平访茶，当地人通常都会这么说。南洋乡，位于九鹏溪下游，是漳平发展水仙茶产业的成功典范。

选择在这样“青黄不接”的时节去看茶园，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在有着“中国水仙茶第一村”之称的北寮村却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到达北寮村时已是傍晚时分。刚下车，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排两层高的楼房，顶上立着“水仙茶合作社”的红色大字，很有气势。

这家合作社是漳平市政府打造水仙茶品牌的样本。据社长邓长寿，介绍有别于其它地方的合作社，它并不组织成员进行统一生产和加工，而是在保留原有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基础上，邀请农业局退休老专家提供茶园管理、病虫害防治、制茶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同时，这里做出来的茶，也是统一打“北寮水仙茶”的公共品牌。

由于茶季已经结束，楼前偌大的广场，显得空旷冷清。邓长寿说，这里每年都会举办“茶王赛”，来自各乡镇的制茶高手都会赶过来，切磋技艺。“比赛的时候，整个广场都是人，非常热闹，就跟过节一样！”

不远处，传来一阵节奏欢快的音乐。仔细一听，声音来自合作社背后的茶山。“我们村每天从早上到傍晚，都会在茶园里播放音乐。我们都知道声音会产生声波，而茶树叶片表面分布着许多气孔。这些气孔接收了声波的振动，开放度就会增大，增强吸收二氧化碳，使光合作用更活跃，合成的有机物含量也会不断增加。这样，做出来的茶会更香更有滋味。”

沿着山势，一列列齐整的茶丛向远方铺展开来，就像是宽厚有力的臂弯，把村落搂进怀中。山顶和山脚，都是蓊郁的常绿阔叶树。远远望去，整座茶山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感，是十分典型的“头戴帽，腰系带，脚穿鞋”生态环境。黑瓦黄墙的村舍坐落其中，无不洋溢着宁静安详的美。

“我们的茶园从不打农药，防治病虫害主要通过自然的天敌。如果打农药，不仅会有农残，而且害虫毒死了，天敌也没法活。茶园里最常见的害虫是红蜘蛛和螨类，我们每年都会人工放养一批捕食螨，除了防治病虫害，也可以维持茶园的生态平衡。”

拾阶而上，耳边跳动的是活泼的音符，眼前闪动的是怒放的茶花，加上红叶石楠的热情点缀，扫尽了严冬的萧瑟。

在茶园的中心位置，耸立着一尊茶圣陆羽的石雕。茶圣背手而立，像在沉思，又像在凝视着脚下的茶园与村落。在它旁边，还有一棵据称是“水仙茶祖”的古茶树。寥落参差的枝叶，与茶圣的雕像倒是相得益彰，洋溢着浓浓的古意。

邓长寿说，除了种好茶、出好茶，重点发展茶乡生态旅游，是北寮村正在走的路。

从北寮村出来，晚霞早已把天边染红。沉浸在橘色霞光里的茶园，颇有油画的质感。而距离这里约8公里的水上茶乡九鹏溪也正沭浴在夕阳中，轻轻荡漾着山光水色，静待夜的降临。

营仑“三张”

从前，南洋乡路不通，行不畅，几乎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干部们甚至“都不愿意来这里任职”。如今，在南洋茶农的眼中，茶是勃勃生机的象征，也是财富与幸福的来源。

据统计，目前南洋乡种植标准化水仙茶面积达4.2万亩，拥有水仙茶合作社13家，入社社员近2000户，带动茶农户均增收3.2万元。同时，仅仅种茶这一项，年收入达30万元的农户，在全镇不少于160户，茶山成了“金山”。

可以说，南洋乡发展茶产业所取得的成效，必然离不开制茶技术的传播与推广。因此，南洋的茶农都不会忘记—个叫张旗生的老人。

“我叔（张旗生）他当年也是冲着邓观金的名气去的。他跟邓观金学手艺，是头徒，和邓金贵是师兄弟了。”张兴裕说。“他（制茶手艺）学成以后，向邓观金买了十棵茶苗，就回来南洋发展，还教别人做茶。”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张旗生带着乡民种茶，并倾囊相授自己学来的制茶技术。很快，不仅是水仙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上了个台阶，而且在长期栽种、制作过程中，乡民的制茶技艺也突飞猛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手艺传到张兴裕这一代也是第四代。张兴裕曾在中学教过六七年的书，后来就在家里跟着张旗生学做茶。

“他教做茶很讲究的。比如采茶的时候，一个叶片要朝手心，其它朝外面，用指甲把茎捏断，这样才比较不不容易伤到叶片。”回忆起叔父，张兴裕还清晰地记得张旗生第一次教他采茶的手势。“他对徒弟也很严格。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青叶走水的时候，有个徒弟用手去摸叶子。他在一边看见了，很生气，重重敲了下徒弟的脑袋。”张兴裕回忆说。“手上有温度，叶子很娇（气）啊，一碰就容易死。”

张旗生做了大半辈子的茶，直到70多岁才做不动。“有天我和老婆要去山上采茶，课灶里还在焙茶。出门的时候，我交待他帮忙把茶翻动一下。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力气，翻不动了’。”

现在，也已年过花甲的张兴裕是南洋乡远近闻名的制茶师。村民做茶时遇到难题，总是第一个想到去请教他。

就是那个被张旗生敲脑袋的徒弟，有次来找他说“不懂怎么回事，茶炒不了青”。张兴裕到他家一看，问题就出在摇青摇得不够。于是，就告诉他：“你把青叶再摇200下看看。记住，一边摇，一边心里默数，不要摇过头了。”结果，第二天，他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张兴裕：“茶做出来了！”后来，据说，这批茶还卖了个不错的价钱。

除了精研制茶技术，张兴裕还对压制茶饼用的木槌进行了改进。他拿起木槌在手上掂了掂.递给我们说：“你看，在木槌上加两块不锈钢，是不是会更重。这样压（茶）的时候更好压，也更省力。”

在张兴裕的指导下，他的两个儿子也渐渐成长为村里的制茶能手。从2012年开始，哥俩做的茶就屡屡在茶王赛中得奖。然而，张兴裕却笑着说：“能不能接我的班，今后就要看他们自己咯。”

就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张兴裕从茶篓里淘出一把圆球状的茶，塞进我们手里。“这些你们拿回去试试，这是漳平水仙最早的样子。”透过棉纸，是优雅的兰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