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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的审美属性与中国茶道的本质
那么显然，如果要称得上是“茶道”，就应该具备上述这样的存在特征。虽然这也只是停留在“是怎么样”而非“是什么”的层面，也就是说只是一种理想的预设。但是，以这种理想范型（Pradeiguma）为尺度，作为衡量“茶道”有无的标准，我们仍然可以探索在中国的茶文化中具备审美意义的“品茗”是否拥有“茶道”的内涵与本质。
从上述“道”所揭示的内涵来看，关于“茶道”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探索，那就是天道与人道。天道与“物”相关，属于“当然”之道。而人道则与“事”相接，是寻求“当为”之道。从上一节所分析的“品茗”审美属性中可以看出，从唐代至清代，有关茶文献中阐述的历代茶人对于品茗的各种心得、规约、讲究等，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都在揭示人与物的关系、即如何辨别茶、如何采摘、加工、保存茶、如何选水、如何煮水、如何点茶、选择怎样的饮茶环境等，表现的都是作为品茗主体人的存在如何面对人之外的诸物的存在，在这里“法自然”的追求是茶人们的共同特征。比如、强调好茶与采茶时节的关系、好汤与好水的关系、侯汤与茶人的关系、点茶心得等，都体现出这种倾向。这些“当然”涉及的都是“天地之道”、“自然之道”的问题，说明在中国茶文化的“品茗”审美中，构成“茶道”意义探索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形式条件与表现内容是有所体现的。
那么，另一个方面之与人相关的“人道”探索是否存在呢？其实，在“品茗”审美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一节没有梳理，那就是关于“品茗”中“茶侣”选择的问题。而这正是构成“茶道”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即人道之当为的问题。
“茶侣”指的是茗饮的宾客，所以在明代还出现“茶宾”的表现。“茶侣”一词最初出现在明代徐渭所改订勒石的唐代卢仝《煎茶七类》中，其中的“第六类”曰：“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需要注意的是，此文献“七类”中的“第一类”首先讲“人品”问题，曰：“一、人品：煮茶虽凝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麋鹿之俦（说郛续本，喻政茶书，把‘……之辈，鱼虾麋鹿之俦’一句半改缩成‘磊块胸次间者’）”。这个文献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如果此文献真是卢仝的作品，说明“茶侣”之说源自唐代（因其自序说此文献是其修订卢仝之作）。第二，关于“茶侣”的选择源于“茶”对于“人品”的要求，即所谓的“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正如屠隆所说：“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也就是说由于茶对于人的要求，在“品茗”时需要与之相宜的宾客。
徐渭（卢仝）的这种思想在宋代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也有所体现。曰：“紫华绿英，均一草也，清澜素波，均一水也，皆忘情于庶汇，或求伸于知己，不然者，丛薄之莽沟渎之流，亦奚以异哉！”在此文献的“跋”之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品泉如品人之说。[4]根据叶清臣的理解，茶叶与水，本来与“丛薄之莽沟渎之流”无异，由于人的发现而使其成为尤物。那么，“品茗”对于“茶侣”的选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在此后的许多茶文献中，都能看到关于“茶侣”相关的阐述。为此，屠本畯在《茶笈》中评曰：“茶犹人也，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
关于“茶侣”，除了这些对于品茗者的品性、修养、学识等要求之外，还有对于多少宾客人数的要求，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张源在《茶录》中最初提出了人数多少为宜的问题，后来高元濬在《茶乘》中把“茶侣”与人数要求合在一起，专设“茶宜”一章阐述：“茶侣宜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劳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俱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这些内容出自徐渭）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汍，七八曰施。”[7]（这些内容与张源相同）而到了明末黄龙德撰《茶说》时，则进一步指出独饮与跟“茶侣”一起“品茗”感受的不同之所在。他说：“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
从以上这些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古代茶人关于选择“茶侣”的基本要求与思想。第一、茶侣必须是懂茶之人，人与茶品必须相宜、即所谓的不能“饮非其人”。第二，品茗之人需要选择高雅之士，不可赋予粗俗之辈。正如卢仝诗曰：“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谢孟谏议茶歌》）或曰：“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书名画，度可著俗汉手否？”（陈继儒《茶话》）等。第三，品茗时分为独啜与宴客，宴客时茶侣的人数不宜多。因为“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从这些要求及其原因的表述可以看出，“茶侣”的选择仍然来自于人与茶的关系着眼，同样是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这里的“当为”之理与上述天道的“当然”之理同构。
至于如何通过“茶”这个载体，“品茗”这种营为，探索、呈现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如何建立？通过“茶”来揭示人应该如何从“物”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超越“物”的追求、“物”的享乐，达到眼中无“物”，心中无碍的澄明之境等都没有得到体现。特别是对于“茶侣”选择进行人的雅与俗区分，把“雅”的追求放在核心的位置，拒绝“俗”的参与，从而使“茶”成为“轩冕之徒，超然世外者”等“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等社会名流、有闲、有钱阶层的垄断性消费。这种规约，显然与“茶道”之“人道”中应该追求“众生平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中国茶文化上升到“品茗”追求的就是源于上述翰卿、文人、墨客、缁流、羽士等所谓的“轩冕之徒，超然世外者”使然。然而，要让“品茗”上升到“茶道”，必须超越个体的身份、地位本身，以“众生”为“茶侣”，进入真正意义的以“茶”问道、以“茶”悟道、以“茶”载道、以“茶”弘道的审美营为，才能说中国茶文化的审美追求达到了“茶道”的境界。（
喝茶敲桌子，是无礼还是有礼？
茶，很慢
茶艺四要——茶水火器
茶虽同，味道却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