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文明未来时-茶礼仪网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发出呼吁：“人类不只在过渡，而是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

　　从某种意义上，阿尔文·托夫勒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普洱茶产业，谈论普洱茶的未来五十年，离不开普洱茶新文明的再创造。

　　传统普洱茶曾经的辉煌，也是一种传统茶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传统普洱茶文明的辉煌。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确切地界定普洱茶文明，但传统的普洱茶文明的大致内涵还是清楚的。她是中国传统茶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最为重要的两个特质，一个是“缓慢”，一个是“模糊”。

　　“缓慢”，这主要是从时间上来说的。传统的普洱茶种植是缓慢的，采摘是缓慢的，运输流通更是缓慢的（“茶马古道”就是传统普洱茶缓慢的象征），品饮的过程也是缓慢的，甚至连界定命名的过程也是缓慢的。传统普洱茶文明缓慢的特征，诞生了传统普洱茶的核心价值“越陈越香”。当然，任何文明，说到底都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普洱茶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和传统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一样，是一种节奏缓慢的生活方式。

　　“模糊”，这主要是从对传统普洱茶的认识方式上来说的。传统的中国茶生活，是一种经验生活。在传统的普洱茶生活里，没有人去追究普洱茶的分子构成是什么，也没有人去追究普洱茶为什么会有益健康，如何种植、饮用普洱茶会更加有益于健康。人们只是凭着身体和内心的直觉，知道长期饮用普洱茶有益健康，更有甚者，则能通神灵，因为普洱茶本身，就是神灵对人类的恩赐。

　　传统普洱茶文明的衰落，也是一种传统文明的衰落。按照阿尔文·托夫勒的界定，人类的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的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的浪潮。当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还停留在传统农业文明阶段的普洱茶文明的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命运的必然。

　　幸运的是，如今的中国补上了工业革命的课，正在自信地应对着人类的第三次革命浪潮——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浪潮。

　　正因如此，传统普洱茶文明也迎来了一次新生的机会。

　　而真正的新生，未来五十年，甚至未来一百年的新生，则离不开普洱茶新文明的再造。这不仅是一种普洱茶产业的策略，也是复兴普洱茶产业必然面对的挑战。

　　在这种挑战下，我们有必要思考未来五十年、一百年里普洱茶新文明必然需要蕴含的一些元素，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再造普洱茶新文明。

　　普洱茶新文明的必然要素会是些什么呢？这是见人见智的问题，但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则还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这就是：“快”和“清晰”。

　　“快”，也是从时间上说的。时间，一直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核心问题，甚至也是财富的核心问题。还是回到阿尔文·托夫勒。他在新著《财富的革命》中，重新定义了财富，并试图为我们解读财富的深层原理。托夫勒把时间也列为财富创造的深层原理之一，并认为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变化。而这个根本变化，一是人类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二是时间有可能是多维的，压缩或散状的。在这样的时间状态里，经济存在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两个主体，在可见的金钱经济中，还存在一半“隐藏的、我们不了解的经济”，我们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而是“产消合一者”。在越来越快的经济生活关系中，除了一些特殊的商品（比如“古董”、“文物”），任何一种商品的存在都不应该脱离人类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甚至扬弃传统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核心价值？如果我们还是固守这个价值，是不是会把普洱茶等同于一种古董或者文物？而谁都心知肚明：真正古董级的普洱茶实际上十分稀缺。而要鼓动消费者购买“未来的古董”，让消费者现在就大量囤积普洱茶，让他们购买十年后、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的普洱茶“真实的消费价值”，是不是既显得荒谬，又在严重透支普洱茶未来的消费空间？

　　因此，再造普洱茶新文明，有必要思考普洱茶新文明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在普洱茶界，这个问题也早已引起了重视和思考。比如，近年普洱茶的核心价值就悄悄由“越陈越香”向“健康全世界”转型。应该说，这是适应日益加快的现代生活节奏，第三次浪潮生活方式的明智转型。无法否认，“越陈越香”是一个异常诗意，异常奇妙，异常美好的词汇，但它的缓慢特质，和当今崇尚的“快”的时尚严重脱离，并且只是一个属于“小众”的趣味，并不具备太大的消费动力。而“健康”，则是全人类的核心普世价值，普洱茶新文明的核心价值的界定和建设，应该放在普洱茶和健康的天然、必然、得天独厚的联系上，大力打造普洱茶“快速品饮，快速健康”的核心理念。

　　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强调普洱茶“健康”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否定传统普洱茶“越陈越香”的价值，而是把“越陈越香”放在普洱茶核心价值的次要地位。

　　二、强调普洱茶和健康天然、必然、得天独厚的联系，“快速品饮，快速健康”的理念，也不能过头，任何企图把普洱茶打造成一种“奇妙的药”的举动必然背离普洱茶的存在真相，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清晰”，是指对普洱茶的现代认识和界定方式。现代生活的主流已经不是经验生活和模糊生活，而是理性的科学生活。在普洱茶新文明里，必然需要对普洱茶科学理性的认识和发现。比如，我们说普洱茶有益健康，那我们就得用科学的发现和成果证明普洱茶确实有益于健康，并且如何有益于健康。只有这样，才能用清晰的方式，支撑起消费者对普洱茶的兴趣和信心。

　　另外，清晰，或者说科学的方式，也能让传统普洱茶的核心价值得到发扬光大。比如，对于普洱茶“越陈越香”的传统核心价值，通过技术的努力，某一天，我们也许可以完全精确而可控地生产出“五年陈香普洱茶”“十年陈香普洱茶”“二十年陈香普洱茶”“五十年陈香普洱茶”……用科学的方式，我们精确而清晰地把奇妙的“自然陈化”的“时间”巧妙而可精确分辨地“压缩”进普洱茶里，让“古董级”“文物级”的普洱茶小众消费者变成大众消费者。又比如，通过技术努力，某一天，我们可以成本低廉而精确地提取出普洱茶里对健康最有益的成分“茶多酚”“茶褐素”等，实现把普洱茶变成一种“奇妙的药物”的梦想，而这，也是对传统普洱茶健康的价值的发扬光大。

　　当然，“快”和“清晰”只是普洱茶新文明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特质。普洱茶新文明的“快”和“清晰”并不是否定传统普洱茶文明的“缓慢”和“模糊”，而只是对它们的发展和扬弃。在普洱茶新文明中，“缓慢”和“模糊”不应该缺席，只是应该退居次要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阿尔文·托夫勒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普洱茶产业，谈论普洱茶的未来五十年，离不开普洱茶新文明的再创造。

　　除了“快”和“清晰”的基本特质之外，普洱茶新文明还需要包含一些新的普世要素，比如普洱茶原产地的多元民族文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谐共生，诗意栖居的云南式生活方式（或者说普洱式生活方式）。这些元素的打造，既涉及到操作的层面，又涉及到理念的层面。打造好这些元素，既需要理念的探索和清理，又需要切实地做好诸如生态环保、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普洱文化建设等许多工作。

　　理性地说，任何一种饮食类商品，要真正有前途，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产业，成为一种文明的象征（比如法国红酒）并不容易。何况，在当今世界茶市场上，大量版图已经被英国、德国、日本瓜分。普洱茶要有真正的未来五十年、一百年的美好，就必须成为云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主导，资金科技的投入和普洱文化的创造和建设。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未来学家就分化为两个流派：乐观主义未来学派和悲观主义未来学派。阿尔文·托夫勒是一位乐观主义未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家。在他对未来新世界的预测中，人类再创造的崭新文明是一个异常美好的文明。但愿在未来五十年里人类共同创造的崭新文明中，有普洱茶新文明的一席之地。这不仅是普洱茶之幸，也是人类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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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历史，是从唐代开始吗？

普洱茶的历史，究竟从什么时间算起，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民间是一直有争论的。

又人认为应从神农氏“得荼”说起，其实那只是传说。

有人认为最早应从武王伐纣的商周时期开始，理由是《华阳国志》里有“丹漆荼蜜”作为贡品的记载，也许荼便是茶，但也只能说明那是关于中国茶的记录。

有人认为应从唐朝开始，这依据当然不是陆羽写的，茶圣肯定没见识过云南茶，写茶的是和陆羽同时代的樊绰，但樊绰写的只能说是云南茶，不能把普洱茶的帽子直接套在上面。如果牵强一点，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普洱茶，其实是所有滇茶的统一称呼，这就合理多了。以下文字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称之为普洱茶的初期状态：

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着《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应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着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来所说的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应指后世所说的“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也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着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

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我们来看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洱茶”的初期形态。

以上推断仅仅只是推断，正如“则西蕃之用普茶”里面的一个“则”字，也是推断语气，至今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唐代的云南茶就是普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