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城飞鸾窑与天山绿茶往事-茶礼仪网

碗窑村旧窑子

麦溪窑址现仍可见瓷片

兔毫盏

西湖龙井资讯平台1月26日讯：宁德蕉城区是天山绿茶的原产地。据《唐书·地理》：公元940-945年，现蕉城区已是“蜡面”贡茶的产地。据南宋嘉泰（公元1201至1204年）名士张按记载，“于今西乡（即天山），其地山坡泊附近居民旷地遍植茶树，高冈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夏春二季，年获息不让桑麻。”可见，800多年前，茶叶就成为天山百姓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那时天山产团茶、饼茶，还制乳茶、龙团茶。宋、元、明贡“芽茶”。清后期由于三都海上交通发达，天山茶区采制的大量绿茶和以天山绿茶为原料窨制的茉莉花茶输出国内外，供不应求，从此“天山绿茶”蜚声海内外。天山绿茶的发展也带动了地方茶具制作与销售。

1958年，省考古队在蕉城区飞鸾镇飞鸾村麦溪窑址发现了一些兔毫盏等当时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用来饮茶、品茶的工具。北宋文学家蔡襄在《茶录》中记载：“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就是指黑釉兔毫盏。兔毫盏是宋代常见的黑瓷茶具。状如倒扣的竹斗笠，敞口小圆底，小者如小碗，大者不超过中碗，风格厚重粗朴。因产于古建州（今建瓯、建阳、武夷山一带），故又称“建盏”。建盏之所以又称兔毫盏，是因为建州的黑瓷茶具中，有一部分并非纯黑，而是黑釉面里夹杂着均匀的银色或者黄色丝缕，状如秋天的兔毫。这也是建州黑瓷的最大特征。这种器具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有着紧密联系。这说明在唐宋时期，蕉城沿海地区也盛行着饮茶、斗茶的风气。特别是到了宋代，茶风渐盛。士大夫阶层极具特色的斗茶，已不单是生理需要的饮茶和品茶，它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和追求。斗茶既讲究过程，也追求效果。斗茶既要斗茶色、茶香、茶味，还要斗茶器的雅丽、精致、妥适。这个时期，歌唱兔毫盏诗人比比皆是：

“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蔡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黄庭坚）“兔毛紫瓯自相称”（梅尧臣）“勿惊午盏兔毛斑”（苏东坡）

有人甚至把它人格化，称为“兔园上客”（审安），奉为座上宾。

兔毫盏在那里存在，那里就会旋起斗茶风。

那么，宋代蕉城流行斗茶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当年，省考古队在麦溪窑址经过实地勘察，发现该窑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堆积层厚约6米，有垫片、青花瓷碗片和黑釉兔毫盏片。经过鉴定该窑为宋窑，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宋时，闽东要塞——飞泉驿道从窑前经过，运输十分方便。在此窑附近的包厝里窑牛栏岩窑都发现大量黑釉兔毫盏片堆积，可见这里就是宋代窑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黑釉工艺。黑釉属釉陶之一，一种施低温釉的陶器，一般只需要700至900摄氏度即可烧成。中国釉陶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中期出现。在700至900摄氏度下，釉层流动，釉层里的气泡将铁元素带到釉面，流成条纹，冷却后从中析出赤铁矿的晶体，就形成了兔毫斑。虽说飞鸾窑址的黑釉工艺虽不能与唐宋三彩釉器相媲美，但研究它，对中国瓷业历史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蕉城飞泉黑釉兔毫茶盏的发现，足以说明此地制瓷业技术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平。

另外，在飞鸾镇的碗窑村附近的亭里窑，其村后的大岭头，现仍可见7个透窑，面积约500多平方米，堆积层6米，有大量的青瓷、碗碟、盘等碎片，现存的窑孔内还可见一叠叠的碗坯，据专家考证这是宁德城澳半岛最早的制瓷窑址，它的出现与北宋元佑八年（1092），“移官营飞泉渡于焦头门颊”（今礁头渡）有关。移官渡意味着驿运通道的改线，飞礁道路的修通，大岭头成了陆路转水道的重要关隘。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本省青瓷产业向城澳半岛的伸入。

两宋时期，飞鸾窑生产的黑釉兔毫盏、青瓷碗依靠着朱熹官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行销省内外，具有相当高的声誉。2001年9月，福建省考古队对福鼎太姥山国兴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古陶瓷残片，其中就有飞鸾窑烧制的器具。2012年2月7日，《海峡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瓷器标本出水，证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的报道，内容提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所在福建省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发现一批水下遗存，还出土了大批陶瓷器标本。经省考古所副所长羊泽林介绍，从出水瓷器分析，确定了需要调查的12座具体窑址，其中就包括飞鸾窑。这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飞鸾窑址生产的器具也曾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远销国外。

蕉城黑釉兔毫盏，从某种意义上见证了天山绿茶的兴衰，乃至今日茶事的复兴。千余年间，蕉城人栽茶、制茶，卖茶、品茶，积淀了深沉厚朴、风格独具、摇曳多姿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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